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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章 马路与徭役（第1页）

马蹄声哒哒，常遇春骑着高头大马，放缓度与朱槿的马车并行。他探头靠近车窗，压低声音，带着几分神秘与期待说道“小子，跟你说个事儿。”

朱槿正靠在车厢里，还想着昨日酒宴的事情，闻声掀开窗帘一角，看向常遇春“常叔叔，您说。”

“上位刚跟咱几个说，准咱们三天时日休整。”常遇春搓了搓手，眼神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三日后啊，就要进行封赏了。你说，这次封赏，你爹上位会不会……”话说到一半，他故意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盯着朱槿，话里的期待不言而喻。

朱槿自然知晓常遇春所想。如今常遇春已是鄂国公，这爵位是至正二十六年，他凭借讨伐张士诚、攻克湖州、平江等赫赫战功，被老爹封的。要知道，老爹登基前封公的可没几人，除了常遇春，还活着的只有李善长和徐达了。

李善长被封宣国公，是因为他作为席文臣，擅长统筹后方政务，协调粮草，为军队征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老爹还常把他比作汉代的萧何；

徐达受封信国公，那更是实至名归，他作为军事统帅，率军四处征战，平定陈友谅、讨伐张士诚，每一场关键战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是老爹麾下妥妥的军事核心支柱。

而常遇春如今已是鄂国公，他心里琢磨的，定然是能不能再进一步，封王。

朱槿看着常遇春那副急切又故作镇定的模样，无奈地笑了笑“常叔叔，您就别为难小子了。我爹的心思，向来深沉难测，我哪能知道啊？”他说的是实话，老爹朱元璋的想法，从来都不是旁人能轻易揣测的，即便他是老爹的儿子，也摸不透。

常遇春却不依，凑得更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你啊，跟叔叔还藏着掖着？偷偷告诉我就行，我也不跟旁人说，就是想回去跟徐达那老小子炫耀一番。。”

朱槿看着常遇春孩子气的模样，更是哭笑不得“常叔叔，我是真不知道。我爹做决定，从来都是深思熟虑，连我都很少能提前知晓他的想法。”

朱槿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

三日后老爹的封赏，虽然他知道，老爹已经确定了给常遇春、徐达他们的爵位，但三日后绝对不会宣告天下。

原因很简单，老爹毕竟还没有正式登基称帝。

朱槿清楚，只有先通过登基仪式，确立自己的皇帝身份，成为天下共主，才能以“皇权”名义对功臣进行“论功行赏”。到那时，封赏就不再是“主公对下属的恩赐”，而是“皇帝对元勋的钦定”，本质是通过封赏将“私人从属关系”转化为“君臣隶属关系”，这样才能强化皇权的合法性。

而且开国大封的核心目的，不仅是奖励战功，更是“定秩序、分利益、绑忠诚”。通过明确功臣的爵位、食邑、特权，划定统治阶层的利益格局，让功臣们成为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死心塌地维护朱家天下。

要是在登基前就封赏，利益格局已定，登基后的皇权权威性难免会被削弱，这就相当于“先分蛋糕，再定老大”，逻辑完全倒置了，老爹绝不会做这种糊涂事。

朱槿太了解老爹了，他“雄猜好断，谨慎务实”，从不做无把握的政治决策。在称帝前，老爹始终以“低调蓄力”为主，避免过早暴露野心。

就像之前，他长期沿用“龙凤”年号，尊韩林儿为小明王，直到韩林儿死后，才慢慢显露称帝的意图。“开国大封”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老爹必然要等到“称帝”这一最关键的节点完成后，才会启动。

对比刘邦、赵匡胤等开国皇帝，也都是在“称帝登基后”才进行“开国大封”。刘邦称帝后封韩信、彭越等为王，赵匡胤登基后“杯酒释兵权”，本质都是先确立皇权，再处理功臣利益。

古代王朝的“开国叙事”，必然是“先建国，再赏功”，这是经过历史验证的政治惯例，老爹向来注重遵循礼制和惯例，不可能逆势而行。

朱槿甚至能猜到，三日后，面对常遇春、徐达他们“请封”的暗示，老爹大概会这样回应“如今天下初定，百姓未安，咱岂能先论一己之功、私恩之赏？待登基之后，昭告天下，按功行赏，让天下人皆知大明‘功必赏、过必罚’！”这样既安抚了功臣们的心，又强调了“登基为封爵前提”，一举两得。

只是这些想法，朱槿没法跟常遇春明说，只能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他看着常遇春依旧带着期待的眼神，只能再次无奈地摊了摊手“常叔叔，您就别琢磨了，等我爹登基之后，一切自然就揭晓了。”

.............

马车碾过路面，竟几乎无半分颠簸。常遇春骑着高头大马并行在侧，目光反复落在脚下的道路上，越看越觉新奇，终于按捺不住，朝着车内喊道“小子，这便是你说的‘马路’吧？用那叫‘水泥’的东西铺的？”

朱槿闻声掀开车帘，指尖轻轻碰了碰车外平整的路面，笑着点头“正是。常叔叔瞧着，这路如何？”

“如何？一个字——绝！”常遇春猛地一拍马背，语气里满是赞叹，马蹄踏在水泥路上，出清脆的回响，“你看这路面，平得跟磨过的镜面似的，骑马走在上面，连马鞍子都不晃一下，比宫里铺的青石板路还舒坦。就这宽度，四家马车并排走都宽宽松松，半点不挤。”

他说着，话锋一转，语气多了几分郑重“你说要是咱大明的路都修成这样，将来大军北伐、调兵遣将，度得快上多少？粮草从江南运到北方，也能少受些颠簸损耗，这对咱大明的江山，可是实打实的好处啊！”

马车内的王敏敏一直静听着二人对话，听见常遇春夸赞朱槿，眉眼瞬间弯了起来，不等朱槿接话，便脆生生开口“常将军，您还不知道呢！这些马路啊，全是咱们家公子自掏腰包修的！尤其是从应天府到前面勋泽庄的这段，用料最实在，修得也最平整，规格比别处都高。而且公子心善，凡是来修路的民夫，都给足了工钱，哪像官府征徭役那样，让人家白出力气呢！”

常遇春闻言先是一怔，随即转头看向朱槿，眼神里满是惊讶，嘴角却勾起打趣的笑“哦？还有这等事？要知道，往常修路这等差事，哪回不是朝廷召集百姓服徭役？别说工钱了，民夫自己带干粮都是常事。你小子倒好，这么多银子说花就花，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财主！”

朱槿听着常遇春的调侃，只是浅笑着摇了摇头，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泛起对明初徭役制度的思索。

他太清楚了，明初的徭役制度，核心便是“按户派役、以丁为基”——那是朝廷强征百姓的无偿劳动，无论是扛活修堤，还是跑腿当差，百姓都没有半分拒绝的余地。

这制度虽是国家运转的支柱，修城池、筑官道、运军粮，哪样都离不开它，可对百姓来说，却是压在肩头的沉重负担。

明初的户籍制度严得像铁律，百姓按职业被分成“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几大类，一旦入了籍，一辈子都不能改，连带着徭役也得代代相传。民户要去修桥铺路，军户要去戍边打仗，匠户得守在官府作坊里做工，灶户则要守着盐田熬盐——仿佛从出生起，每个人的命运就被“徭役”二字钉死了。

更别说朝廷还按田产多寡、家境贫富，把民户分成上、中、下三等，有些地方分得更细，足足九等。上户要扛最苦的活，比如去修黄河、跑长途运粮；下户虽只做些本地修路、看守仓库的轻活，可到了实际执行时，却常因吏治腐败变了味——富户靠着花钱打点、找关系，总能把徭役推给别人；贫苦人家无钱无势，只能硬扛着本该不属于自己的重活，苦不堪言。

而且徭役只征“成丁”，明初先是定十六岁为成丁，后来改成了十八岁，要到六十岁才能免役。家里成丁多，徭役就重；成丁少，负担才轻些；只有鳏寡孤独那样的无丁之家，才能酌情减免。可即便如此，对寻常百姓来说，徭役依旧是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毕竟那是纯纯粹粹的无偿劳动，不仅白出力，有时连食宿都得自己承担。

想到这里，朱槿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他太明白，这繁重的徭役，是明初流民泛滥的根由之一。多少农户实在“不堪重役”，只能抛下田产、逃离家乡，有的藏起户籍躲进深山，有的一路乞讨流落他乡，渐渐汇成了浩荡的“流民潮”。洪武年间，单是河南、山东两地，流民就有百万之多。这些人没有户籍、没有田产，只能靠乞讨度日，走投无路时便铤而走险，成了扰乱治安的隐患。就像洪武十四年，广东的流民被逼得聚众起义，喊出的“免徭役，还田产”六个字，字字都浸着百姓的血泪与痛恨。

更让人心疼的是，长期徭役常常拆散无数家庭。多少民夫在服役时，熬不过劳累、忍不了饥饿，再染上风寒病痛，最后客死他乡。可官府既没有半分抚恤，也不许家人寻回尸骨，只留下“服役者死，家人无依”的惨剧。就说治理黄河的徭役，民夫死亡率高达一成，多少家庭因为家里的壮丁没了，彻底断了香火；就算有幸活下来的，也多因长期劳作落下残疾，再也扛不动锄头，整个家就此垮掉，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更可恨的是，有些地方官员、监工还借着“派徭役”“管民夫”的由头，变着法儿勒索钱财。渐渐便有了“无钱者服役，有钱者免役”的潜规则——有的官员甚至故意多征民夫，再拿“纳银免役”当幌子敛财，把朝廷的差事当成了中饱私囊的工具。这般腐败，怎不让百姓怨声载道？而徭役的强制性，又把多少走投无路的百姓逼上绝路，只能躲进山林当盗匪，让治安越混乱，成了恶性循环。

朱槿收回飘远的思绪，对着常遇春无奈地笑了笑，岔开话题“常叔叔就别取笑我了。对了，今日您怎么突然要带我区勋泽庄？您想见昔日的老部下，自己来便是，何苦趁我还没睡醒，就把我拽上马车呢？”

常遇春闻言嘿嘿一笑，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毫不客气地反问“小子，你先跟咱说说，沈家给了你多少好处，你才肯收下沈家那姑娘？再说了，你婶婶如今又怀了，大夫诊脉说瞧着是个闺女。咱常家的家底也不算薄，要不咱商量商量，把我这未来的闺女，也许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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