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银刀驸马(银刀驸马)_第二百一十章困顿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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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章困顿中的机会（第1页）

周馥是安徽东流人。幼年勤于攻读，青年时父亲去世，国事日艰，家业凋寒，乃在乡间教书，不久流浪江湖，写字卖画。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李鸿章倚重。在李鸿章因甲午兵败签订《马关条约》而背上卖国贼的骂名，部众属下如罗丰禄、盛宣怀等纷纷改换门庭之际，周馥却不离不弃，始终跟随李鸿章左右，直到李鸿章的生命最后一息！李鸿章的去世让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以示纪念：“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出于对周馥的敬重，林义哲也在心里下了决心，绝不让周馥有写这首诗的一天！“鲲宇说笑了！前番闽厂接济运船，解招商局之大困，尚不敢有忘，日后就是有了铁甲船，‘威远’之功，也是不可或忘！”李鸿章道。“少荃兄，关于沪厂日后之发展，我有一番建言，想说与少荃兄知道，不知少荃兄可否愿意一听。”林义哲知道二人此次见面谈话不宜过久，于是适时的把话题转到了江南制造总局上。目前中国的造船工业，除了福建船政局，便是江南制造总局，现在江南制造总局因为忙活左宗棠的枪炮弹药而顾不上造船了。林义哲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是以一直在想办法帮江南制造局走出困境。“鲲宇但说无妨。”李鸿章听出来林义哲话里的谨慎之意，正色道，“只要切实可行，为兄定当照办。”“现下沪厂造船已有根基，不宜废停。而西征军火又不能不办。为两全之计，莫不如使沪厂船务分离，事有专司为好。”林义哲看到李鸿章和周馥都在认真倾听他的话，便将自己的办法说了出来。林义哲的“船务分离”办法。就是将造船厂从江南制造总局当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造船厂。“林大人，你说的这个条陈，我和制台大人之前也想过，只是沪厂现下专造枪炮。造船之经费无多，纵使船务分离，如同闽厂这般建造大船，只怕也是力啊！”周馥说道。“造不了大船，可先造民用小火轮船，或售与沙船船行，或由招商局领用。既可解商民之困，又可使船厂有船可造，实是两全之计啊。”林义哲说道。听到林义哲说出“沙船”的事来，李鸿章的眼神为之一亮。“鲲宇是如何想到这沙船上面来的？”“此次出使西洋归国。船到上海补给时，亲眼所见各沙船船行困顿之情，是以日思夜想解决之法，终有所得。”林义哲想起了目前中国传统的内河沙船运输业的凋敝情形。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李鸿章想起当年的往事，也是感慨不已。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哪怕是象沙船船王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因为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一期间，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鸿章认为，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而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当时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当时曾国藩担心的是，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的解决办法，是成立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抚掌道，“若能如此，不但沪厂得脱大困，民间船运亦可得兴，日后我大清万里江河，当是中国轮船之天下！”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及江南造船厂兴造小火轮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局及小火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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