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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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原子弹部件失窃案（第1页）

深山里的惊天案1966年原子弹部件失窃谜案

西南的山，是藏得住秘密的。

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褶皱里，一条河绕着山根走了不知多少年月。当地人叫它“迷水河”——有人说它像条银链缠在山脖子上，有人说它是山神吐的涎水，走进去就找不着回头路。河两岸的山是青黑色的，岩层里嵌着细碎的石英，太阳一照就闪，像无数双盯着河面的眼睛。

1963年的春天，这些眼睛里闯进了不之客。

先是几个背着三脚架的人，穿着洗得白的卡其布上衣，在河滩上量了三天。他们的皮鞋沾着泥，却总用一块绒布擦三脚架的金属腿，擦得比自己的脸还亮。接着，公社的大喇叭响了，说“部队要搞建设”，让河滩边的几户人家搬。老乡们揣着糊涂，扛着木床、坛坛罐罐往山坳里挪——那时候的人信“穿军装的”，就像信太阳会东升西落，不问为什么。

没过半个月，山路上突然滚来铁家伙。

不是老乡们见过的牛车、马车，是绿皮卡车，一辆接一辆，轮胎碾过碎石子路，吼得跟豹子似的。车上盖着帆布，帆布下鼓鼓囊囊，偶尔被风吹开一角，能看见钢筋的尖、水泥袋的缝。工程兵们戴着安全帽，在河滩上搭起帐篷，白天铁锹敲得山响，夜里煤油灯亮成一片，连迷水河的鱼都被惊得往深水里钻。

一年后，河滩上长出了一片厂房。

红砖墙上刷着白石灰，烟囱直指云天，管道像银色的蛇缠在厂房外。没有招牌，门口却站着荷枪的哨兵，枪上的刺刀在太阳下晃得人不敢直视。老乡们赶集路过，远远瞅着，看见穿蓝色工装的人进进出出，工装胸口印着“9o6”三个数字。有人问哨兵“这是造啥的？”哨兵不说话，只把枪往怀里拢了拢。

后来才知道，这地方造的是能让天地抖三抖的家伙。

9o6厂的人，走路都带着股紧绷劲。

进厂要审三代，七岁偷过邻居家的枣，都别想踏进门。工人分了等级，通行证按赤橙黄绿青蓝紫排，蓝证的只能在自己车间转，红证的才能全厂溜达——红证的最低也是副厅级，他们知道车间里那些闪着银光的零件，最终要凑成一个能炸穿地壳的“大家伙”。

1966年秋，总装车间的空气比往常更紧。

g11o7工件刚下线，这玩意儿是“能量转换裂变容器”，铀原子在里面第一次“分家”，外壳用的铂，比黄金贵十倍，光外壳就值12万——那时候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块，12万够买座山。

这天下午四点，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和保卫组组长，三人捧着g11o7往试压室送。部件装在特制的箱子里，沉甸甸的，像捧着一块烧红的铁。试压室值班长黎福林和操作员何家生在门口接，签了字，主任特意拍了拍黎福林的肩“老黎，这玩意儿比命金贵。”

黎福林点头，把部件放进墙角的保险箱。

按规矩，试压室该有三个人当班，可那天俩人去参加学习班了，只剩他和何家生。准备工作干到五点多，黎福林瞅了瞅表“食堂六点关门，你去打饭，咱吃完再测。”

何家生刚走，黎福林的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他捂着肚子往保险箱跑，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咔嗒”一声锁死，又反手锁了试压室的门，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厕所。

等他提着裤子回来，何家生正拎着饭盒站在门口。俩人进了屋，黎福林搓了搓手“开始吧。”

钥匙插进保险箱，转了半圈，他突然停了。

箱子是空的。

何家生后来回忆，当时他觉得后脑勺挨了一闷棍，眼前的墙、桌子、饭盒都在转，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无数只马蜂在飞。他瞅着黎福林，老黎站在那儿，脸先是白得像纸，接着紫得像猪肝，嘴唇哆嗦着，突然“扑通”一声栽在地上，没了声息。

何家生是打过朝鲜战争的侦察兵，血里带着镇定。他摸出电话，手指抖得按不准键“保卫部吗？g11o7……没了。”

电话打到车间副主任侯鹏天那儿时，他正给钢笔灌墨水。

“啥？”他手一抖，墨水溅在文件上，晕开一个黑团。他捏着话筒，感觉那玩意儿有千斤重，“我马上到！”

五分钟后，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带着人冲进来。他当过省厅刑侦处副处长，蹲在保险箱前看了半晌，眉头拧成疙瘩“锁没被撬，是用钥匙开的。”窗台上没脚印，地上没指纹，警犬闻了闻，突然打了个喷嚏，夹着尾巴往后退——案犯喷了化学试剂，把味儿盖了。

厂长、副厂长全来了，站在车间办公室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灰缸满了，没人管。最后厂长拍了桌子“林仲武，1o天，必须找回来！”

林仲武连夜成立专案组，成员都是党员，多半在公检法干过。案情分析会上，总装车间保卫组组长刘军先开口“肯定是内鬼！别的车间的人进不来总装车间。”

有人点头“先查试压室。”

林仲武看向鲍远昌——试压室的保卫干事，刚调过来半个月。小鲍个子不高，眼睛亮得像鹰“当班的四个人能排除。何家生打饭时，食堂好多人看见；黎福林上厕所，也有证人；俩学习班的，离总装车间五里地，跑不过来。”

“那乙班、丙班呢？”

“查登记本。”鲍远昌说，“进出都得签字。”

总装车间11oo多人，当班的3oo多。

专案组摆了四张桌子，俩人一组，拿着登记本喊名字。被叫到的人过来，低着头说“五点前后我在机床前……”“我跟老王一起去喝水……”一开始有人说笑，见专案组的人脸都绷着，渐渐没人敢吭声了。

问到半夜，筛出三个疑点。

许茂新，28岁的班组长，说五点在食堂吃饭，可44个在食堂的人，没一个见过他。反倒有人说，五点十五分看见他在车间啃馒头——哪有人刚在食堂吃完，又回车间啃馒头的？

方艳润，21岁的学徒，说去厕所路上碰见俩女工，可那俩女工一口咬定“没见着她。”小姑娘被问时，脸涨得通红，话都说不利索。

还有个宋鲁川，膳食科长，57岁，独臂。登记本显示，他五点十三分才离开车间，可五点零三到五点十分，没人知道他在哪。

林仲武盯着宋鲁川的名字，铅笔在纸上戳了个洞。

宋鲁川是厂里的“老神仙”。

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时跟着周恩来当卫士，后来给彭德怀站过岗。左胳膊在抗战时没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靠烧酒麻痹。他脾气暴，喝多了敢拔朱德的马缰绳，敢把康生的帽子扔天上，可没人真敢惹——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专案组有人嘀咕“老宋会不会偷了换酒喝？他知道那是铂。”

林仲武没说话。他派刘军去请宋鲁川，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传唤证上的“宋鲁川”三个字，钢笔捏得手心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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