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地区有多大(爱醉月的杜康君)_第426章裁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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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6章裁冗（第1页）

圣辉城，新历18年3月1o日，清晨六时。

雷诺伊尔坐在政务院顶层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文件是三天前送来的，纸已经翻得起了毛边——不是别人翻的，是他自己翻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字《卡莫纳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调查报告》。他第一次翻开这份报告的时候，看了第一页就合上了。不是不想看，是需要缓一缓。后来他又打开，看完了，又看了一遍。现在是第三遍。

报告的核心数据他几乎能背出来。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共有直属部委办局四十七个，直属事业单位一百二十三个，各类领导小组、协调委员会、临时办公室加起来过两百个。总编制人数三十七万四千人。这还只是中央一级。如果把各省、各市、各县的行政机关加起来，全国吃财政饭的公务人员总数过六百万。六百万。全国就业人口才五千二百万。也就是说，每九个就业的人里，就有一个是坐在办公室里盖章的。

他翻到第二页。财政支出。三十七万四千人的工资、福利、办公经费、差旅费、接待费，年度总支出约一百二十亿。加上各级地方政府，全国行政机关年支出约六百亿。六百亿。和二十六种补贴养活七千二百万人的年度支出——六百八十亿——只差了八十亿。养活七千二百万人的钱，和养活六百万公务员的钱，差不多一样多。

他把报告放下，走到窗前。天还没有亮透。远处那束光柱还在，很弱，很淡，但它不会灭。他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

那天上午他看到了一个东西。不是报告里的——报告里只有数据和表格。是他让人去圣辉城各个机关门口拍的。照片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没有标注，没有说明，只有照片。第一张早上八点半，某部委大门，公务员陆续上班。第二张上午十点半，同一个大门，没有人进出。第三张下午两点半，某机关大院，几个穿着制服的人站在花坛边抽烟。第四张下午四点，某事业单位门口，已经有人拎着包往外走了。第五张晚上六点，某办公楼，大部分窗户是黑的，只有几个房间亮着灯——亮灯的不是加班的人，是值班室。

他把这些照片摊在桌上，一张一张排开，看了很久。他不是不知道机关里的效率有多低。他在这栋楼里坐了四年，当然知道。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这些照片摊在桌上，对着那份三十七万四千人的编制报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对。他想起昨天下午的事。昨天下午他去财政部调研，没有提前通知——不是搞突然袭击，是刚好路过，就想上去看看。电梯到了五楼，门开了。走廊里很安静，灯全亮着，空调开着，但人不多。几个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看手机，有人趴在桌上睡觉。他走过茶水间，里面有两个人在喝茶聊天。茶是好的，聊的是昨晚的球赛。他们不认识他——他穿了件旧夹克，没有随行人员。他在走廊尽头找到了财政部长方远志的办公室。方远志正在看文件，看见他进来，站起来，脸色有点尴尬。

“主理任席，您怎么来了？”

“路过。过来看看。”

方远志给他倒了杯茶。他没有喝，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是圣辉城的天，灰蒙蒙的。他说“你这栋楼里有多少人？”方远志愣了一下。“财政部直属机关编制三千二百人，加上直属事业单位，一共五千六百人。”“今天在岗的有多少人？”方远志沉默了片刻。“大概……三千出头。”

他没说话。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些在花坛边抽烟的人——他们穿着制服，皮鞋擦得很亮，头梳得很整齐。他们也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从各大学校招来的，从各种关系里塞进来的，从旧共和时代的遗留机构里接收过来的。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半到这里，下午五点离开，中间喝茶、聊天、看手机、抽烟。他们不贪不占，只是闲着。闲着不是罪，但闲着是病。一个国家有六百万闲着的人，这个国家就会生病。

他转过身。“方远志，你给我准备一份名单。财政部里那些可裁撤的岗位、可合并的处室、可撤销的领导小组。三天之内给我。”

方远志愣了一下。“主理任席，这是要……”

“裁员。”他说。然后走了。

现在他站在办公室里，面前是那份方远志连夜赶出来的名单，旁边是那份三十七万四千人的编制报告，再旁边是那几张照片。天快亮了。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德尔文。通知所有人，上午九时，大会议室开会。主题只有一个——裁冗。”

上午九时，政务院大会议室。座无虚席。各部委负责人、各省省长、工会代表、法律专家全部到齐。雷诺伊尔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同时站起来。他没有走到主席台。他走到长条桌的正中间，把那份三十七万四千人的编制报告放在桌上，把方远志交来的名单放在旁边，把那个牛皮纸信封里的照片倒出来，摊在桌上。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在座的人。

“坐。”

他们坐下了。他没有坐。

“今天的会，只讲一件事——裁员。裁政府的员。裁我们自己。”

台下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我手里这份报告，你们都看过。全国行政机关总人数过六百万。中央本级三十七万四千人。年度支出六百亿。六百亿是什么概念？我们养活七千二百万困难群众的二十六种补贴，一年花六百八十亿。养六百万公务员的钱，和养七千二百万人的钱，几乎一样多。这是效率低吗？不是。这是病。是机构病。”

他翻开报告第一页。“我在财政部干了四年，知道机关里的毛病在哪。一个文件从起草到审批，要盖几个章？少则七八个，多则二三十个。每个章后面都有一个处室，每个处室都有几个处长，每个处长都有几个科员。这些人都要拿工资，都要有办公室，都要配办公设备。但他们每天实际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有人统计过——平均有效工作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剩下的四个小时呢？喝茶。看报。聊天。抽烟。等下班。不是他们不想干活，是活就那么点，人太多了。一个人能干的活，分给三个人。三个人干完活，剩下的时间就只能喝茶。”

他翻到第二页。“这叫人力资源浪费。但这个浪费，账算在谁头上？算在那些在棚户区里蹲着等天黑的人头上。算在那些在厂门口排队排到天黑的老兵头上。算在那些在田埂上攥着干土不敢松手的农民头上。他们交的税，养了六百万公务员。六百万公务员里，有多少人在真正为他们做事？有多少人坐在办公室里，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合上报告，双手按在桌上。“所以今天要做的，不是讨论要不要裁。是怎么裁。裁谁？裁那些可裁的。合并那些重复的。撤销那些该撤的。这不是权宜之计。是结构性改革。是让政府从‘管得多’变成‘管得好’。”

人事部长举手。他叫何秉章，五十多岁，头全白了，在人事系统干了大半辈子。他站起来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有多棘手。“主理任席，裁员的目标是多少？裁到多少才算合理？”

“中央一级，从三十七万四千人裁到二十五万以下。全国各级，从六百万裁到四百万以内。裁掉三分之一。”

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气。三分之一。不是三十分之一，是三分之一。两百万公务员。两万人，不是两百万。两万个家庭，不是两百万个家庭。

何秉章没有坐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主理任席，您说要裁三分之一。我就问一句——被裁的人去哪？这不是工厂裁员，工厂裁员可以进劳动力市场，可以参加技能培训，可以转行。但公务员呢？他们大多四五十岁，干了二十多年行政，除了写材料、盖章、开会，什么都不会。他们被裁了以后，去哪？怎么养家？怎么跟孩子交代？”

雷诺伊尔看着他。“这个问题，我想过。想了很久。昨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三十七万四千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翻。那些名字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所以裁员不是扫地出门。裁员分三种。第一种，自愿提前退休。年满五十周岁、工龄满二十五年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享受全额养老金。第二种，转岗。年轻、有专业技能的，转入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优先推荐到新建的产业园区、技能培训中心、国企管理岗位。第三种，待岗分流。暂时无法安置的，给予一年待岗期，期间放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免费参加技能培训。一年后仍无法就业的，转入失业保险体系。”

何秉章沉默了片刻。“这些安置措施，预算撑得住吗？”

方远志站起来。他昨晚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算过了。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本来就要，只不过提前了几年，增量成本不大。转岗的，培训费用从劳动力技能培训中心的预算里出，那部分预算已经在第四十五章里批了。待岗的，一年待岗期工资加上培训费，预计总支出约四十五亿。但裁掉三分之一公务员，一年节省的工资和行政经费，约为一百八十亿。一进一出，净节省一百三十五亿。不是花钱，是省钱。”

何秉章点了点头，坐下了。

雷诺伊尔翻开另一份文件。“裁员的重点，不是裁人，是裁机构。机构臃肿才是病根。现在我念一份中央层面可撤销或合并的机构名单。你们听着。”

他念了。念得很慢，很稳。从那些名字听起来很有必要、但四年里只开过三次会的各类“领导小组”开始，到那些职能重叠、办同一件事需要互相行文的司局处室，再到那些旧共和时代遗留下来、早已不承担任何实际职能、只存在于编制表上的“保留机构”。名单很长。他念了将近二十分钟，念到有些机构的名称时台下的人面面相觑——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还存在。最后他停下来，把名单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

“这份名单，共涉及一百一十二个机构。其中撤销的六十八个，合并的四十七个。撤销和合并之后，中央一级的直属部委办局从四十七个减至二十九个。事业单位从一百二十三个减至七十八个。各类领导小组、协调委员会、临时办公室全部撤销，其职能划归相关部委。这不是拍脑袋。这是每一个机构都经过了三轮评估有实际职能的保留，职能重叠的合并，没有实际职能的撤销。评估标准只有一条——这个机构，是在做事，还是在做样子。做样子的，撤。”

台下有人举手。是文化部的老部长，姓谭，头全白了，戴着老花镜，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的声音沙哑，但很清楚。“主理任席，我同意精简机构。但我想问——部委从四十七个减到二十九个，那些被撤销的部委的职能怎么办？文化部是不是也在被合并之列？”

“文化部和教育部合并，组建文化与教育部。职能不丢，人裁一半。”

谭部长沉默了。他站在那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从旧共和时代就在文化部，经历了三朝更迭，看着文化部的预算一年比一年少，看着那些年轻人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却和“文化”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合并我不反对。但我想说一句话——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文化部以前人很多，管得也很多，管到最后，什么都没管好。合到教育部也好。教育是根，文化是叶。根扎深了，叶子才能绿。”他停了。“我只有一个请求——那些做文化研究的人，不是行政人员，能不能留下几个？他们是真做事的人。”

雷诺伊尔看着他。“能。做事的留，做样子的走。你自己定名单，报上来。”

谭部长点了点头，坐下了。

接下来言的是被推出来代表各省省长言的人，东川省省长郑维山。他站起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中央裁了，省里裁不裁？裁多少？他身体微微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梳得很整齐，但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他昨晚从东川赶来的，坐了一夜火车。“主理任席，中央裁三分之一，省里裁不裁？”

“裁。”

“多少？”

“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裁员方案。裁减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不高于百分之四十。方案报中央审批。”

郑维山没有坐下。“主理任席，我说句实话。省里裁比中央更难。东川省是战后重灾区，工厂倒了三分之二，失业率高，财政靠补贴。省里的公务员，大多是本地人，被裁了以后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工作。到外地去，他们不会说北境语，不会开矿山的机器，不会出海捕鱼。他们只会坐办公室。坐办公室的人，去哪里找办公室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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