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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王世充口惠而实不至遭背叛怒斩隋朝旧吏（第1页）

前文我们讲过自封太尉的王世充率军侵犯谷州失利，回到东都洛阳的他担心自己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影响。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初二，王世充将隋朝的显贵官员和名士全部任命为太尉府的属官。

王世充的这一举措具有多重目的和深远意义。先，王世充通过拉拢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些精英人物在朝野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吸纳他们进入太尉府，不仅减少了潜在的反对力量，还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防止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王世充有效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其次，这一举措进一步架空了已成为傀儡的皇泰主杨侗，为其下一步的政治野心做好铺垫。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王世充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表明自己得到了前朝精英的认可。同时，任用前朝官员也营造出一种政权延续的假象，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为后续成立新政权创造了条件。

此外，王世充的这一做法也有助于稳定局势。这些官员和名士在地方和中央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任用他们可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混乱。同时，前朝官员的留任也能够安抚民心，减少民众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从而促进社会的平稳过渡。

从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些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王世充通过任用前朝官员，展示了自己的包容性，表明他愿意吸纳各方人才，增强新政权的凝聚力。同时，这也向其他势力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支持他王世充，就能获得重用。这种策略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进一步巩固王世充的统治地位，也为他在动荡时期维持统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些成为王世充太尉府属官的隋朝旧吏中包括杜淹和戴胄。

杜淹出生不详，卒于628年，字执礼，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早年曾在隋朝为官，担任御史中丞，杜淹在隋朝时期因隐居而被隋文帝流放，后效力于王世充，授为吏部尚书。在王世充被平定后，他投靠了唐朝，并在唐太宗即位后被召回，授予御史大夫，封为安吉郡公，后迁为吏部尚书，参议朝政，成为宰相。

杜淹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有着一定的才华和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争议。他在隋朝时期为了谋求官职而假装隐居，这种行为被一些人视为沽名钓誉。在王世充政权中，他因与侄子杜如晦的关系而进谗言，导致杜如晦的兄长被杀，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的一大污点。

杜淹的作品被收录在《全唐诗》中，包括《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罡》、《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和《寄赠齐公》等诗作。尽管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声誉，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精神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杜淹在贞观二年（628年）病逝，唐太宗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谥号为襄。他的家族成员包括儿子杜敬同，官至鸿胪少卿，袭爵，以及孙子杜从则，曾任蒲州刺史。

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是唐朝初期的政治家、司法官员，以其坚持法治原则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卓越表现而闻名。他出身于谯郡戴氏，早年在隋朝为官，曾效力于王世充，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擢升为大理少卿，后改任尚书左丞，最终成为宰相。

戴胄年轻时钻研律法，以明经入仕，授吏部云骑尉，迁弘农宫副监。隋炀帝大业末年，入朝为门下省录事，受到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618年，隋炀帝遇害后，戴胄被王世充任命为给事郎。不久，王世充欲篡位，戴胄多次进谏未果，被贬为郑州长史。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取虎牢关，俘获戴胄，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

唐太宗即位后，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郎。627年，任大理少卿，后因清廉正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戴胄在尚书省政务处理中表现出色，被誉为“唐朝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629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去世后，戴胄代理吏部尚书，后参与朝政，成为宰相。

戴胄在担任大理少卿期间，坚持依法断案，敢于犯颜直谏，纠正太宗的量刑过失，推动了唐初法治的完善。他在处理政治关系时表现出高的政治智慧，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戴胄的政治生涯和法治精神对唐朝乃至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大唐好法官”，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公元633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

正月初，隋朝将军王隆率领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率领山南的军队刚刚到达东都。

隋将王隆我们在前文曾经介绍过，公元617年9月，隋炀帝杨广便派他率领邛崃（今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以及黄州（今湖北省麻城市）的蛮族军队一同出征支援东都洛阳，哪知他竟经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赶到洛阳。

王隆率军支援洛阳延误的原因，在史书中并无记载，我们现今分析的话，主要是由于隋末局势动荡、内部矛盾、军队士气和补给问题，以及他出不久杨广便被宇文化及弑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使得王隆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最终导致其直到619年正月才抵达洛阳。这一延误也反映了隋朝末年统治的混乱和衰败，也是隋朝最终灭亡直接原因之一。

此时东都洛阳城中的王世充已将隋朝旧吏全部纳入自己的太尉府管理，其独揽朝政，无论大小事务，都必须经过太尉府；其他官署都显得冷冷清清。

王世充在太尉府门外立了三块公示牌，一是寻求有文学才能和见识，能够处理时务的人；二是寻求有武勇和智略，能够冲锋陷阵的人；三是寻求有冤屈，被压制无法申诉的人。

他的这一行为在外人看来，是在通过招揽人才、争取民心、巩固统治和扩大政治影响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合法性。然而，从接下来这一事态的展来看，他只不过是在装装样子，虚有其表的表面文章罢了。

估计王世充也没想到，他的三块公示牌起到广而告之的效果那么好，每天都有数百人上书陈述各种琐事，王世充只得硬着头皮亲自接见，仔细阅读，并热情地安慰他们，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以为自己的意见会被采纳，委屈冤情会被解决，但实际上王世充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使是他的士兵和仆人，王世充也用甜言蜜语来取悦他们，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予任何恩惠。

洛阳城中的隋朝旧吏马军总管独孤武都深受王世充信任，独孤武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中的独孤家族，这一家族在隋朝和唐朝初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独孤家族与隋唐皇室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例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就是独孤家族的重要成员。

独孤武都作为关陇贵族的一员，在洛阳城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他曾效力于隋朝，但随着隋朝的衰落，他也卷入了各方势力的争斗中。王世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广泛吸纳各方人才，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成员。独孤武都作为关陇贵族的重要人物，被王世充拉拢，成为其政权中的一员。

独孤武都的堂弟司隶大夫独孤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等人准备密谋召来唐朝军队，里应外合献出洛阳城。

众人齐聚独孤机府中，独孤机支走下人，低声说道：“诸位，王世充暴虐无道，洛阳城已是风雨飘摇。唐朝李渊仁德广布，天下归心，我们何不早作打算？”

杨恭慎接过话来，说道：“独孤大人所言极是。王世充心胸狭窄，对部下毫无信任，我们若继续跟随他，只怕难逃厄运。”

孙师孝叹息道：“如今唐军已逼近洛阳，我们若不早作决断，恐怕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独孤机见大家都很支持，便商定让崔孝仁前去劝说独孤武都。

崔孝仁找到独孤武都劝说道：“独孤大人，近来城中之事，王公（王世充）只是用儿女情态来取悦愚昧的人，一点儿实事都没办。而且他心胸狭窄、贪婪残忍，不顾及亲友，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图谶上的文字，预示着李氏将得天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唐朝李渊从晋阳起兵，迅占领了关内，军队所向披靡，英雄豪杰纷纷归附。而且李渊待人坦诚，选拔贤能，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争夺天下，谁能抵挡得住！我们这些人托身于错误的地方，只能坐等被灭。现在任管公（任瑰）的军队就在新安附近，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如果派遣密使召他，让他连夜赶到城下，我们共同作为内应，打开城门迎接他，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独孤武都听完崔孝仁的话，眉头紧锁，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他很明白王世充的为人，正如崔孝仁所说，心胸狭窄、贪婪残忍，确实难成大器。而唐朝李渊的崛起，却是势不可挡。

他沉默片刻，低声问道：“崔公，此事非同小可，若稍有差池，你我皆性命难保。你可有把握？”

崔孝仁目光坚定，压低声音道：“独孤大人，王世充已是强弩之末，城中人心离散，百姓怨声载道。而唐朝李渊仁德广布，天下归心。任瑰与我们素有交情，若能与他里应外合，大事必成！此时不决，更待何时？”

独孤武都心中权衡利弊，想到王世充近日的所作所为，不禁心生厌恶。他回想起王世充为了巩固权力，不惜打压旧臣，甚至连亲友都不放过。而李渊的宽厚仁德，早已传遍天下。他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好！就依崔公之计。我即刻派人密会任管公，共商大计。”

崔孝仁露出欣慰的笑容，低声道：“独孤大人英明！此事宜早不宜迟，我这就去安排密使，务必小心行事。”

然而，王世充对洛阳城内的动向早有察觉，他派遣心腹暗中监视洛阳城中所有官员，得知独孤兄弟以及崔孝仁等人要暗中联络唐军背叛自己后，王世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道：“独孤机、崔孝仁等人竟敢背叛本太尉！来人，即刻将他们全部拿下！”。

独孤武都、独孤机、杨恭慎、孙师孝、刘孝元、李俭、崔孝仁等人被押解到王世充面前。王世充冷冷地看着他们，质问道：“我待你们不薄，为何要背叛？”

独孤武都昂挺胸，毫不畏惧：“王世充，你暴虐无道，人心尽失。唐朝李渊仁德广布，天下归心，我们不过是顺应天命！”

独孤机接着说道：“王世充，你羁押皇泰主，残害忠良，必不得善终！我独孤一族，誓与你不共戴天！”

王世充闻言，脸色铁青，怒喝道：“放肆！来人，将他们全部处死！”

崔孝仁冷笑道：“王世充，你今日杀我们，明日便是你的末日！唐朝大军已至，你不过是垂死挣扎！”

王世充不为所动，挥手下令斩立决，随后独孤武都、独孤机、杨恭慎、孙师孝、刘孝元、李俭、崔孝仁等人被押赴刑场，全部斩示众。

这一事件加剧了王世充政权的内部矛盾，加了洛阳城内的人心离散，促使更多人投靠唐朝，暴露了王世充的统治危机，并为唐朝攻占洛阳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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