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崩溃的根本原因(季宇)_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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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页）

除了海防薄弱，台湾守军的素质和训练也较为低下。用刘铭传的话说，即兵滑将贪，营务废弛；装备落后，武器杂乱；训练形同虚设，“虚名空额”，随处可见。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烟瘴之地，染烟勇丁几达半数以上，致使战斗力明显下降。面对如此险境，刘铭传因地制宜，一边整军备战，修筑炮台、工事，一边激励民众，凝聚人心，动员各方力量。他呼吁全岛各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考虑到台湾兵力不足，他还发动民众，在全岛组织乡勇团练，以配合守军作战。为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他还设法消弭湘军、淮军之间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性，打退了法军多次进攻。尤其沪尾大捷，清军高奏凯歌，大获全胜。时人有诗赞曰：“黑海涛雄一剑寒，北风吹断鼓帆干”；“一战功成收沪尾，三军血涌饮楼兰。”就连在场观战的英、美驻淡水领事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精明的准备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沪尾之战的胜利，对刘铭传来说意义重大。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沪尾的图谋。更为重要的是，此战过后，法军的攻势被遏制，中法军队开始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显然不利。因此，有人评价沪尾大捷是具有转折性的决定一战，它彻底扭转了台湾的战局。10月28日，即沪尾大捷之后二十天，朝廷下达谕旨，正式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消息传出后，《申报》立即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能早一点下发任命，马尾惨剧亦可避免，“则闽江军备不至糜烂，而今日全台即可通他省之接济，而不绝本省之救援矣”。评价之高、期许之厚都达到了空前高度。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战后，朝中大员一致认为台湾建省，势在必行。公元1885年10月12日，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十六人联名上奏，提出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责专成，似属相宜”。这一奏请当天便得到批准。太后懿旨云：“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对台湾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刘铭传一开始对这一决定并不赞成。他认为，台湾建省的条件并不成熟，困难太多。首先，台湾一旦建省，将失去福建接济，于台湾发展不利。其次，台湾“番民”尚未归化，开发程度较低，这也是建省的一大难题。因此，接到建省谕旨后，他便上了一道《台湾暂难改省折》，建议台湾暂缓改省，“从容筹办”。尽管刘铭传的建议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然而，清廷并未采纳他的主张。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十二日，朝廷驳回刘铭传的上疏。谕云：“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著毋庸议。”于是，台湾正式从福建划出，成为中国的第二十个行省，而刘铭传也成了台湾首任巡抚。虽然刘铭传暂缓建省的主张并未得到批准，但台湾一旦建省之后，作为一省巡抚，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与此同时，台湾建省之初，清廷高度重视，表示全力支持，这也给了刘铭传很大的信心。早在1884年6月，刘铭传奉诏出山，进京觐见太后时，就上过一道奏折，提出海防十条，内容包括办防、募勇、练兵、改革、培养人才等内容。他当时就对台湾的建设有一个清晰的设想。建省之后，他在这十条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十六条建省方案。这一方案十分全面，包括军事、社会、经济、交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刘铭传雄心勃勃，计划用十年时间大干一场，彻底改变台湾的面貌。台湾的军事落后，刘铭传有切肤之痛。早在刚到台湾不久，他便着手大力整顿军务。中法战争结束后，更是腾出手来，对部队进行全面改造。他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刘璈的湘军，对不合格的官兵进行精减、淘汰。在此基础上，编练精兵三十五营，练军三营。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台湾的淮勇，淮军人数一度增至十几营。在他的编练之下，三年后全台总兵力达到四十三营，两万两千人。在军事布防上，刘铭传一直认为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威胁。因此，他将台湾的防务重点放在台北一带，部署了全台近半数以上兵力。他还在重要海口，如基隆、沪尾、澎湖、安平、旗后修筑十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三十一门，并配备下沉水雷、碰雷等，与炮台相互呼应。他还设立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汽炉房、打铁房等，自制枪支弹药。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台湾兵备道刘璈。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来自内地，多出于湘系和淮系。文官知县以上，非湘即淮。刘铭传主台前，台湾是刘璈一统天下；刘铭传上任后，淮系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台中一带，而台南则为湘系所把持。刘璈是湘系在台湾的头面人物，此人为官二十余载，其势力盘根错节，布满要津。应该说，刘璈主台多年，对台湾的防卫和建设亦有功劳。据《台湾通史》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二月，孤拔欲攻台南，托英国领事约刘璈来船上谈判，左右都劝说不能去，但刘璈答曰：不去以为我怕他，咄，我岂是畏死之人？临行前，他指示炮台，如遇警即开炮，不要考虑我在敌船上边。孤拔置酒相迎，言谈中威胁说，台南城池小，兵力弱，将以何战？刘璈回答说：“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法舰亦去。刘铭传抚台后，二刘一直不和。刘璈依仗左宗棠等湘系大员的支持，多次纠弹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刘铭传对此痛恨不已。中法战事一结束，他便腾出手来拿刘璈开刀了，先后查出他的问题共十八条。如，利用手中的职权常年吃空饷；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贪污狡诈，劣迹多端”等等，奏请朝廷将其革职。不久，朝廷派员核查，基本属实。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间，清廷连续下旨，认定“该革道（刘璈）以监司大员总理营务，辄敢虚支巨款，任意冒销。律以监守自盗，罪无可辞”，决定处以斩监候（即死缓），后改为流放黑龙江，并对其所有家产（包括任所、原籍）一并查抄。在办理此案中，对于刘璈的同伙和党羽，刘铭传也一并进行了清除。原提督高登玉被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滋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叙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济南等也“一并革职”。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也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该办的办。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富绅周家芳，为逼周家就范，还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周家向刘铭传告状，刘令王家驹放人，可王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情况后，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收受贿赂，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于是立即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据史料记载，刘铭传主台后，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记名提督方春发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有勤、守备张安珍、候补知县徐石麒、县丞凌云等“侵冒饷银”“怂恿为奸”等等……对于这些违法违纪官员，不论何人，所任何职，刘铭传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刘铭传在台湾掀起的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他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刘璈一案，众说纷纭。台湾史学家连横说过，刘璈有“经国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璈驻南，以此经理台疆，南北俱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连横为此感叹道：“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以哉!”然而，对于这样的批评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许，刘铭传对刘璈的处置掺杂了派系因素，但那种“辅佐”的假设也只是假设而已，或许只能是一厢情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以“派系”画线，以“门户”取人。比如，他对陈鸣志的任用就很说明问题。陈鸣志系湘人，官居江苏候补道。刘璈革职后，刘铭传提议用他时，有人在他耳边嘀咕说：“湘人门户重，台南将吏皆湘人，陈亦湘人，恐对公不利。”但刘铭传看到了陈鸣志的能力，坚持使用，后来陈鸣志在任上果然干得不错，成绩显著，广受好评。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刘铭传还专门打报告为陈请赏，称他“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惮劳怨，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刘铭传抚台六年，殚精竭虑，勇于任事，其公认的五大功绩有办防、抚番、清赋、新政和调整行政区域，而且每一项功绩都可载入史册。特别是他推行的新政，如电线、电报、电力、邮政、轮船、学堂等一系列新兴事业，都具有开创性，有目共睹。当时，大陆铁路还是禁区，但他却率先修了一条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此外，还有两条海底电缆，一条由沪尾海口至福州石川，全长二百一十七公里；一条由安平海口至澎湖妈宫港，全长九十八公里。刘铭传的新政充满了创新精神，“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台湾很快从一个半开化的府一跃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马士称刘是一个“伟大的巡抚”，并说无论在行政上的革新，还是在工业上的改革或改革尝试上，刘铭传都走在了全国前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有人把他称作“伟大的爱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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