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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下午,陆景琛从外面开会回来,经过她工位时停了一下。“项目建议书进度怎么样。”“框架搭好了,财务模型还在调。明天下班前能出第一版。”“明天周五。”“嗯。”他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很淡的无奈——像是在说“你知道周五是什么意思吗”。但他没有真的说出来,只是说:“周五下班前发我。周末别加班。”“好。”他走了两步,又回头:“我说的是‘别加班’,不只是‘别在公司加班’。”苏青禾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把笔帽拔了又盖上。周五下午,她把项目建议书初稿发到了陆景琛的邮箱。六十八页的完整版,加一份十二页的精简版。发完之后她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窗外已经黑了,办公区没什么人。她收拾东西准备走,在电梯口遇到了他。陆景琛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西装外套搭在小臂上,衬衫袖口卷到手腕,领带松了一截。他看起来也有些疲倦——那是一种被压抑得很好的疲倦,不在脸上,在肩膀往下沉的那一点点弧度里。“加班?”他问。“嗯。刚把建议书初稿发给你。”电梯门开,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去。镜面墙上映出他们的身影,一左一右,中间隔着一个礼貌的社交距离。“晚饭吃了吗。”他忽然问。“还没。”“我也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天气,但紧接着下一句,就不那么像陈述天气了,“附近有家馆子不错,这个点应该还开着。一起。”不是问句。苏青禾侧头看了他一眼。他正低头看手机,拇指在屏幕上滑动,好像在查什么。他约人吃饭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不问“你想不想”,不给拒绝的余地,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被冒犯。他把这件事处理得像加班到深夜顺便一起吃个工作餐,自然到让人没办法多想。但她还是多想了一下。“好。”她说。出了写字楼,雪还在下。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而是细密的、被风裹挟着的碎雪,扑在脸上凉丝丝的,落地就化。陆景琛撑了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撑开的时候动作很自然,把伞面往她那边斜了斜。她没有说谢谢。有些话在工作场景里是礼节,在深夜的雪地里说出来就变了味。那家馆子藏在金融街背后的一条胡同里,门脸很小,没有招牌,门口挂着一盏红色的纸灯笼。推开木门进去,里面只有五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老北京的旧照片,厨房里传来炒菜的铁锅声和葱蒜的香气。老板娘看见陆景琛,招呼得随意:“陆先生来了。老位子?”靠窗的那张方桌,铺着蓝白格子的塑料桌布,桌角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一小壶醋。陆景琛把菜单推到她面前:“你点。我不挑。”苏青禾翻开菜单,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点了一个清炒时蔬、一个糖醋排骨、一屉小笼包,然后把菜单递还给他。他看了一眼她点的菜,加了一个酸辣汤。“你肠胃不好?”他忽然问。苏青禾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你点的菜都不辣。在香港待过的人,一般不太怕辣。”“我只是不太喜欢重口味。”她说。他没有追问。但她知道他在观察她。这种观察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本能——他看人,大概就像看项目尽调报告一样,从细节里拼凑出一个人的全貌。菜上得很快。小笼包是现包的,皮薄得透光,咬开一包汤汁。苏青禾吃得慢,一个包子分三口,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陆景琛吃得更慢,筷子夹菜的动作不疾不徐,像是在对待一件不值得慌张的事。“你小时候在北京,住在哪片。”他忽然问。“西城。德胜门那片。”“那不远。”他说,顿了顿,“我也是西城的。小时候住新街口,后来搬了几次,但都在那片转。”苏青禾放下筷子,看着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饭桌上随便找个话题。但她从那个“也”字里听出了一点什么——他不是在闲聊。他是在找共同点。一个红三代出身的男人,在饭桌上跟一个下属说“我们小时候住同一片”,这不像是他会做的事。但她没有点破。她只是接了一句:“德胜门那边现在拆得差不多了。我上次路过,胡同都变成了商业街。”“你回去看过吗。”他问的是“回去”,不是“去过”。“没有。”她低头喝了一口汤,“没什么可看的了。”陆景琛看了她一眼。那个目光很短,短到几乎察觉不到。他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拿起茶壶给她续了杯大麦茶。茶水倒进杯子的声音在安静的饭馆里格外清晰。“有些地方,不看也罢。”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记着原来的样子就够了。”苏青禾没有接话。她不知道他是在说德胜门,还是在说别的什么。但她想起了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她和妈妈搬离西城那天,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伸向天空,三轮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妈妈坐在车斗里,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那是搬家费,两千块。她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那个画面关掉。“陆总呢,”她把话题拨回去,“小时候在新街口,有没有什么现在还记着的。”他想了想,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离笑很近。“有一家炸酱面馆,在胡同口开了二十多年。面是手擀的,炸酱里放了豆瓣和肉丁,夏天配黄瓜丝,冬天配腊八蒜。后来拆了,我在北京找了很多家,没找到一样的。”“你找过。”她说。“找过几回。”他端起茶杯,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个不重要的注脚,“后来不找了。有些味道大概只是记着好,真找到了也不一定还是那个味道。”苏青禾看着他的脸。这一刻的陆景琛不太像办公室里那个运筹帷幄的陆总。他说起那碗炸酱面的时候,语调没有变化,表情也没有变化,但她觉得那层壳好像薄了一点——只有一点点,但够她从缝隙里看到里面的一角。“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她开口,说得很慢,“有一家卖糖葫芦的,冬天推着车在胡同口等。山楂裹的是冰糖,不是白糖,咬下去是脆的,不粘牙。我妈每周给我买一串。后来——”她停了一下。“后来走了之后,再也没吃过那种。”这是她第一次在陆景琛面前说“后来”。不是解释,不是坦白,只是顺嘴说出来了。说完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陆景琛没有追问“后来怎么了”。他只是安静地听完了,然后把桌上那碟花生米往她那边推了推。“北京现在还有卖糖葫芦的,”他说,“冬天路边偶尔能碰到。但你说的那种裹冰糖的,确实少了。”吃完饭他买单。她拿出钱包要aa,他头都没抬:“公司报销。加班餐补。”苏青禾把钱包收回去。景元的餐补标准是人均五十,这顿饭至少翻了四倍。但她没有揭穿他。这是他的方式,把好意藏进制度的壳里,不让对方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也不让自己有任何被误会的风险。走出饭馆的时候雪停了。胡同里积了薄薄一层白,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路灯是那种老式的钠灯,昏黄的光洒在雪地上,整条胡同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陆景琛收起伞,走在她旁边,步子放得很慢,配合着她的步幅。胡同很窄,两个人偶尔肩膀会碰到,碰一下就分开,像是在确认某种看不见的边界。在胡同口等车的时候,她忽然说:“谢谢你请我吃饭。”陆景琛侧头看她。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五官的棱角模糊了几分,让他看起来没有那么锋利了。“谢什么。”“谢你——”她顿了一下。她想说“谢你没问我后来发生了什么”,想说“谢你没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我”,想说“谢你把那碟花生米推过来而不是说一堆废话”。但她最后只是说:“谢你推荐的这家馆子。小笼包很好吃。”他看着她。那个眼神很短,短到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误读了什么。“下次再来。”他说。出租车来了。他帮她拉开车门,这个动作他做得很自然,像是出于本能而非刻意。她坐进去,车窗外的他站在雪地里,大衣领子竖起来,身后是那盏红色的纸灯笼和一条落满雪的胡同。她回到家,没有开灯。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打开微信,翻到陆景琛的头像——纯灰色,没有任何辨识度。朋友圈也是空的。她把手机扣在沙发上。窗外,北京的雪又开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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