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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48（第1页）

《遥远的救世主》第四部分（48）

蒋律师说：“刚才农户说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这样。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因为彼更违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以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没有格律诗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就没有王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诗公司産品生産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没有公司的订单，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格律诗公司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産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産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麽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産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惯倡导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肖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道：“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律师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只得再次歉意地说：“对不起，口误，我收回刚才的那句话。”

肖亚文说：“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産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贵公司从１９９７年拿到乐圣旗舰套件到１９９８年一直在生産，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低价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农民了，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可悲的是，贵公司拿到了好处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肖亚文说：“本公司无意昭示扶贫的意图，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榨取，那麽请你告诉我什麽才是真正的扶贫？我向你忏悔，向你学习。”

什麽才是真正的扶贫？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希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他本来没有参加，只是案情发生了逆转之後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从开庭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发言，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他注意到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反而会成了格律诗公司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正欲开口的蒋律师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从容地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坦率地说，我作为一名律师从接到这个案子就没敢对胜诉抱有幻想，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哪项条款能触及到生産阶段的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应该是格律诗事件的幕後策划人丁元英先生，而我们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去证明王庙村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不正当竞争。”

阎律师的话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有人相互低声议论，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记者的照相机纷纷对准肖亚文噼里啪啦一阵拍照，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与道义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後法庭又恢复了平静，阎律师继续发言：“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我们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丶从穷人身上获取能量丶蒸发诉讼主体丶过滤法律和社会责任。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逼迫乐圣公司屈从，获取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王庙村的箱体和生産基地。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从既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给王庙村，没有选择，只能屈从。丁先生给王庙村发了一回善心，就从乐圣公司割掉箱体生産给王庙村，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乐圣公司的直接损失就是６００万。这叫什麽？这叫杀富济贫！强盗能抢多少？抢完了得杀头坐牢，丁先生心怀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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