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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8章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 洛阳二号首长的覆灭记（第1页）

序幕北魏末年洛阳的“二号人物”

公元五百三十年深秋，北魏洛阳城皇宫明光殿内，正上演着一出堪称中国政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斩行动。

当朝实际控制人尔朱荣和他的铁杆盟友元天穆，两位跺跺脚整个北方都要抖三抖的大人物，此刻正老老实实跪在地上，听年仅二十三岁的孝庄帝元子攸念奏章。殿内的气氛原本与往常无异——皇帝读文件，权臣听文件，场面一度十分和谐。然后伏兵就冲出来了。

史书记载这一段的文字极其精彩。尔朱荣反应极快，不愧是纵横沙场多年的枭雄，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直接扑向孝庄帝，准备挟持人质翻盘。可惜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位平日里温顺如绵羊的小皇帝，居然在膝盖底下藏了一把快刀。尔朱荣扑过来的瞬间，孝庄帝拔刀便刺，侍卫们一拥而上，一代枭雄当场毙命。

而跪在一旁的上党王元天穆呢？史书的记载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与荣俱诛。

连个挣扎的动作都没提，连句遗言都没留。这位尔朱氏集团的二号人物、名义上的百官之、食邑七万户的上党郡王，在北魏政坛翻云覆雨数年之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自己的大哥一起走了。死的时候四十一岁，放在今天，正是年富力强、准备冲击更高职位的黄金年龄。

这一天，距离元天穆被加封为上党王不过短短两年，距离他与尔朱荣“约为兄弟”的北秀容之约，也才过去区区数年。这位北魏宗室的远房亲戚，用自己短暂而跌宕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抱大腿确实是门技术活，但大腿被砍的时候，你大概率也在溅血范围之内。

那么，元天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凭什么从一个宗室边缘人混成尔朱集团的实际二号长？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最终的结局不是善终，而是和老板一起被捅成马蜂窝？让我们翻开《魏书》《北史》的泛黄纸页，再对照他墓穴里挖出来的那方墓志铭，好好聊聊这个北魏末年最魔幻、最让人唏嘘的“二号人生”。

第一幕宗室里的边缘人——有户口本，没饭票

元天穆，字天穆，河南洛阳人，鲜卑族。单看这个姓氏就了不得——元，那可是北魏皇族的姓，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拓跋氏改姓元，元就相当于国姓。论血统，元天穆绝对拿得出手北魏平文帝拓跋郁律的六世孙，高凉神武王拓跋孤的玄孙。平文帝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的祖父辈，这条血脉追溯上去，元天穆算是根正苗红的宗室子弟，在族谱上排名不会太靠后。

但问题是，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国算起，到孝明帝时期已经运转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拓跋家族开枝散叶，像元天穆这样的远支宗室子弟，不说满大街都是，至少也是数以千计。套用今天的概念，他就像是大企业创始人家族的第六代旁系后人——姓氏还在，族谱上有名，逢年过节也能参加宗亲大会，但要论股权、分红、实权职位，那是想都别想。

家道中落，是元天穆早年生活的主旋律。《魏书》和《北史》对他的早年着墨不多，但好在考古工作者后来在洛阳邙山挖出了他的墓志，上面的文字多少填补了一些空白。据墓志记载，这位年轻人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仪表俊美”，长得很帅；第二，“善于骑射”，体能过硬。用今天的话概括，就是一个颜值在线、武力值不低的阳光型男，如果不从政，去参加个武举或者到地方上当个军官，应该也能混得不错。

二十岁那年，元天穆以员外散骑侍郎的身份进入仕途。这个官职听起来挺唬人——散骑侍郎，皇帝身边的侍从官，按说应该是个美差。但要命的是前面加了“员外”两个字。在北魏官制里，“员外”就是编制外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事业单位临时工，在不在编、不全额工资都两说。说白了，员外散骑侍郎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穿着官服在朝堂上站班，当个人形背景板，品级不高，权力没有，前途渺茫。对于那些真正的皇族嫡系来说，这个职位不过是起步阶段的跳板，待个一年半载就会调任实缺；但对于元天穆这种没背景没靠山的远支子弟，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天花板。

此后他又陆陆续续担任过尝食典御和太尉掾等职务。尝食典御，听起来是宫廷伙食管理员，实际就是管皇宫厨房的差事；太尉掾，更直接，就是太尉府里的秘书，负责抄抄写写、跑腿打杂。这些职位有一个共同特点品级低、油水少、升迁慢，属于典型的“冷板凳序列”。在洛阳这个北魏的政治中心，在那些钟鸣鼎食的权贵子弟眼中，元天穆大概就是路边一株不起眼的狗尾巴草，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元天穆大概率会在某个四五品闲职上退休，死后由某个远房侄子继承他那点微薄的家产，《魏书》里或许会给他留二十个字的传记，排在某个不知名宗室的后面。再过几十年，连记得他名字的人都不会有。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北魏的太平岁月在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戛然而止，一场席卷整个北疆的巨大风暴，即将把这株默默无闻的狗尾巴草卷入权力的旋涡中心。

第二幕六镇烽火——一桩公差改变命运

公元五百二十四年，北魏北方的六大军镇爆了大规模起义。为了平定叛乱，朝廷派出了当时最豪华的阵容尚书令李崇亲自挂帅，率大军北上征讨。李崇是北魏中后期的名将，在江淮前线多次击败南梁，这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被朝廷从南方调回来救火，足见形势之危急。

大军出征，朝廷按惯例要派人去前线慰劳将士。说白了就是带上酒肉、锦缎和皇帝的慰问信，到军营里去走一圈，说几句“同志们辛苦了”“朝廷不会亏待大家”之类的场面话。这是一个典型的跑腿差事，既没有军功可以捞，也没有油水可以刮，稍微有点门路的人都不会主动去揽这个活。

这个差事落到了元天穆头上。在洛阳官场的人看来，派元天穆去再合适不过了。他是宗室子弟，身份够格代表朝廷，但又没有实权，离开洛阳也不影响什么；他为人温和，去前线不至于惹出什么乱子；最关键的是，他没什么靠山，这种苦差事不派他派谁？

没有人想到，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公差，彻底改变了元天穆的人生轨迹。元天穆奉命慰劳诸军的路上，经过一个叫北秀容的地方。今天来看，这地方不过是山西朔州西北的一片草场，牛羊比人多，风沙比树多。但在公元六世纪，这里盘踞着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契胡族，以及他们的酋长尔朱荣。

当时的尔朱荣，正处于事业展的关键期。六镇起义让天下大乱，朝廷焦头烂额，地方豪强趁机坐大。尔朱荣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历史关口。但他缺一样东西合法性。他是契胡酋长，在那些洛阳的高门士族和宗室亲贵眼中，就是个边地蛮子，即便兵强马壮，也难以名正言顺地介入中央政治。他需要一个合作伙伴，一个能为他提供宗室光环和政治掩护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元天穆走进了他的地盘。《魏书》用了八个字来描写这次会面“深相结交，约为兄弟。”这是正史中非常罕见的措辞，八个字里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两个此前素不相识的人，一次见面就“深相结交”，而且直接升级到“约为兄弟”的程度，这说明什么？说明两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元天穆需要尔朱荣的武力支持，这是他摆脱仕途困境、实现阶层跨越的唯一机会；尔朱荣需要元天穆的宗室身份，这是他染指中央权力、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敲门砖。一个有金字招牌没实力，一个有枪杆子没名分，供需完美匹配，堪称北魏末年最成功的资源对接。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两人确实投缘的可能性。元天穆“性温和，善射”，是个文武双全的温和派；尔朱荣虽然是契胡酋长，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枭雄，对有真本事的人应该是真心欣赏的。说不定两人在篝火旁喝酒聊天、骑马射箭的时候，确实产生了一些越政治利益的私人情谊。只是在这种情谊之外，两双眼睛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对方身上的利用价值。兄弟情义和政治交易，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奇妙地融为了一体。

尔朱荣的诚意很快就得到了体现。他上书朝廷，请求任命元天穆为行台。行台是北魏中后期设置的一种临时性高级职位，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军政大权，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尔朱荣想让元天穆做他的军事副手，这个提议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要将这个宗室子弟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朝廷当然不傻。让宗室子弟去给地方军阀当副手，成何体统？于是果断驳回。但尔朱荣并没有放弃，他继续运作。朝廷权衡利弊之后，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改任元天穆为别将，命他前往秀容。虽然品级没到行台那么高，但“别将”也属于高级将领序列，更关键的是，去“秀容”就意味着名正言顺地进入尔朱荣的势力范围。

这一来二去，元天穆与尔朱荣的关系就从私交变成了正式的工作搭档。不久之后，朝廷又任命元天穆为并州刺史。并州是当时山西中部的战略要地，尔朱荣的老巢就在并州北部的秀容一带。并州刺史这个职位，意味着元天穆正式成为尔朱荣在地方行政系统中的代理人——尔朱荣的武力加上元天穆的宗室身份和地方治权，这对组合的威力远远大于一加一。

从这一天起，元天穆的命运就与尔朱荣牢牢绑定。史书上说“天穆与荣相倚”，一个“倚”字，精准地道出了这种关系的实质彼此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尔朱集团内部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北史》记载，“天穆与荣相倚，荣党以兄礼事之”——尔朱荣的下属和族人，都把元天穆当成大哥来对待。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元天穆生于四百八十九年，尔朱荣生于四百九十三年，论年纪，元天穆比尔朱荣大四岁。“约为兄弟”的时候，如果按照长幼有序的传统，应该是元天穆为兄、尔朱荣为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尔朱家族如尔朱兆、尔朱世隆等人，见了元天穆都要规规矩矩、以长辈或兄长之礼相待。在尔朱氏这个以暴力和血缘维系的军事集团中，元天穆凭借一句“约为兄弟”的约定，获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然地位。

第三幕河阴大屠杀——他不在场，却坐收暴利

公元五百二十八年，北魏皇宫内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胡太后，也就是孝明帝元诩的生母，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的背景相当复杂。胡太后是北魏历史上着名的“铁腕太后”，早年在儿子年幼时临朝听政，把持朝政多年。孝明帝长大后想要收回权力，母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太后为了保住权力，竟然选择了一条最极端、最疯狂的路——杀掉亲儿子，另立一个小皇帝，继续垂帘听政。

消息传到晋阳，尔朱荣的眼睛亮了。对于尔朱荣来说，这简直是老天爷塞到他手里的入场券。太后毒杀皇帝，这事在古代政治伦理中属于天理不容的级别，任何以“清君侧”“讨逆臣”为名出兵的势力，都可以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振振有词。尔朱荣立刻召集部下商议南下事宜，而在这个关键决策的过程中，元天穆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宗室成员，元天穆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的政治运作空间。他力劝尔朱荣以“清君侧、匡扶社稷”的名义领军南下，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元子攸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孙子，在宗室中属于近支，血统上完全够格继承大统。更重要的是，此人跟胡太后一系没有瓜葛，又和尔朱荣有旧，是一个绝佳的傀儡人选。

元天穆的这个建议，堪称北魏末年政治史上最精彩的一笔操作。如果尔朱荣单纯以契胡酋长的身份率兵入洛，天下人会怎么看？军阀作乱，边地蛮子犯上，人人得而诛之。但加上“拥立宗室新君”这面大旗之后，尔朱荣就从“叛乱者”变成了“定策元勋”，从“入侵者”变成了“社稷功臣”。而这面大旗的旗杆，是元天穆这个正宗宗室子弟亲手树起来的。仅此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元天穆不是只会抱大腿的草包，此人有相当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实际操作能力。

尔朱荣采纳了这个方案，大军浩浩荡荡南下。临行前，他做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安排元天穆留守晋阳。这个安排太值得玩味了。南下洛阳是此行的核心目标，拿下洛阳就等于拿下了北魏的政治中心，这是决定天下归属的关键一战。按理说，尔朱荣应该带上自己最能干的副手一起建功立业。但他没有。他让元天穆留在后方，替他看家。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尔朱荣心中，晋阳老巢的安全远比攻占洛阳更重要。洛阳打不下来还可以再打，但晋阳丢了就是根基尽失。留守晋阳的人，必须是尔朱荣最信任、最放心的人。元天穆以并州刺史的身份坐镇后方，既能弹压地方、确保粮草兵源不断，又能以宗室身份为新政权提前进行合法性背书——毕竟尔朱荣在前线打仗，后方有一个宗室郡王在主持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

对于元天穆本人来说，留守晋阳虽然在短期内错过了入洛的头功，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步更稳妥的棋。因为紧接着在洛阳生的，是一场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惊天血案。

尔朱荣率军进入洛阳之后，以祭天为名，将胡太后、幼主以及洛阳城中两千多名公卿百官诱骗到黄河岸边的河阴，然后全部屠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河阴之变”，其血腥程度在北魏二百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也是数得着的惨案。胡太后和幼主被沉入黄河，两千多颗人头滚落在地，洛阳朝廷的官僚系统几乎被一锅端，整个北魏的政治精英层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

关于河阴之变的动机和经过，史学家们至今还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尔朱荣性格残暴、嗜杀成性；有人说是他想彻底摧毁旧的政治秩序，为建立尔朱氏新政权扫清障碍；也有人说其中夹杂了契胡与鲜卑汉化官僚之间的族群矛盾。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一天生的事情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场屠杀对元天穆的影响是微妙的。如果他在现场，作为宗室成员，面对两千多同宗同族和朝廷同僚被屠杀的场面，他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站出来反对尔朱荣，他很可能当场被翻脸诛杀；不站出来，天下人就会把他视为尔朱荣的同谋共犯，宗室叛徒的骂名将伴随他一生。所以留在晋阳，既让他避开了这场道德困境，又确保了后方的绝对稳定。

等到洛阳的局势被血腥手段彻底控制之后，元天穆才从容南下，参与拥立新君的各项事宜。孝庄帝元子攸登基，作为定策功臣的元天穆获得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尉公、上党郡王、食邑三千户、侍中、领军将军、骠骑大将军、京畿大都督。不久又加监修国史、录尚书事、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些官职的意义。太尉公是三公之，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上党郡王是王爵，北魏宗室中能封王的本就不多，郡王更是高级爵位；京畿大都督意味着他掌握了京城洛阳的军事指挥权；录尚书事是实际上的宰相职务，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开府仪同三司让他可以建立自己的幕府，配备私人班底；世袭并州刺史则是保住地方根基，即便中央有变，并州这块地盘也姓元。

这套官职配置堪称豪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职到武职的全方位权力覆盖。在北魏的政治版图上，除了尔朱荣本人，没有第三个人拥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权力网络。元天穆用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宗室边缘人向权力核心的惊人跃迁，他的手中同时握着朝政处理权、京城兵权和地方行政权，是名副其实的洛阳二号人物。

第四幕平叛专业户——从滏口到济南的辉煌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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