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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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1页）

那么，太后究竟是否下嫁，这件事究竟是否存在？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的看法。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其《三大疑案考实》中做过详尽的考证。他认为，世传太后下嫁，唯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张苍水的那首诗。该诗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上寿称为合巹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合巹樽，指交杯酒；慈宁宫是太后的寝宫，大婚指太后下嫁。张苍水是南明遗臣，曾在南明鲁王政权做事。此诗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名为《建夷宫词》，收在《苍水诗集》中，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张苍水作为明朝遗臣，出于敌对的仇恨，凭借传闻而作此诗加以丑化，并不能令人信服。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事实上，如果仅从“私情论”出发，并把多尔衮放弃皇位，保全福临归结于此，是根本说不通的。多尔衮是一个枭雄似的人物。他才智超群，野心也很大。尽管他喜好女人，可他并不缺少女人。他的妻妾多达十数人，逼死豪格后，又把豪格之妃纳为己有。他的元妃去世后，他又派人到朝鲜去挑选王族女子为妃。诚然，孝庄太后为了保住他们母子的地位，向执掌大权的多尔衮示好，甚至产生某种情感，这种可能并不排除，但多尔衮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私情就放弃皇帝的梦想。实际上，顺治继位后，多尔衮对于皇位并未死心。从现有史料看，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东华录》上说，福临继位三天后，多罗郡王阿达礼来对多尔衮说，你正大位，我就跟着你。固山贝子硕托也派人表忠心，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人都听我的，王可自立。后来，阿达礼和硕托又跑到代善家中游说，可老于世故的代善装聋作哑并不表态。之后，由于事情泄露，多尔衮便翻脸不认账，杀了阿达礼和硕托以掩盖真相。多尔衮摄政七年，在这期间他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逐一清除异己之后，他大权独揽，权倾朝野，年幼的小皇帝已根本不在他眼里。他“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俨然太上皇。当他进入北京后，明朝百姓朝他三呼万岁，他并不制止。他下令建功德碑以彰显自己的功劳，他还公然无视皇权，把自己的仪仗搞得和皇帝一样，其王府也与皇宫无异。他还开创了文武百官向摄政王下跪参拜的先例，并把皇帝的印信违规放在自己的府中。顺治虽为皇帝，可朝野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世祖也”。后来顺治曾抱怨道：“睿王（多尔衮）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此外，为了控制皇帝，多尔衮还反对给顺治请老师讲解学问，以至于顺治亲政后，连大臣们的奏章都看不懂。多尔衮的专权欺上，恣意妄为，不仅暴露了他的野心，而且也使小皇帝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多尔衮当权时，顺治不得不伪装自己，整天嬉闹渔猎，做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以麻痹对方，“使摄政安意无猜，得以善全”。据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说，多尔衮为自己建筑的功德碑，所采用的大理石体积庞大，“碑重四万磅，碑下龟座七万磅”，是由传教士汤若望用新制的机器才把这两块巨大的石头运到地点，并竖立起来。其时，这位摄政王图谋最高权位，自为皇帝的心思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计划建造一座城堡，将顺治皇帝囚禁其间。面对他愚狂的举动，无人敢于劝谏，最后还是汤若望上了一本。他从天象和各地政局不利的角度，劝说多尔衮放弃这一工程，才使他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此后不久，天不假年，摄政王因病去世，笼罩在顺治头上的阴云才算散去。然而，对于多尔衮悖逆，年幼的小皇帝并没有忘记。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亲政不久的顺治便下令将其“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严厉的处罚都加诸于他。意大利传教士《鞑靼战纪》中说，他们把多尔衮的尸体掘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有人说，福临小皇帝为什么对多尔衮如此仇恨，大加挞伐，是因为太后下嫁，使他蒙受羞辱，才招致如此咬牙切齿的报复。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太后下嫁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按女真习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婚制相沿已久，不足为奇，只是满人入关，逐步汉化，才视为不齿。而在清初，顺治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对多尔衮大加挞伐。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多尔衮生前的举止威胁到了皇权，对他的清算实际上是顺治皇帝在发泄多年来的压抑。悲哉，多尔衮!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君与臣之间苦苦挣扎。至于他为何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应该说，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顺治初年（1644年），大局未定。从外部说，清军入关，明朝和大顺军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从内部说，虽然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但一旦夺位仍有可能招致反对，并引起分裂。尤其是后宫皇太后，作为两黄旗的女主子，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都使多尔衮不得不有所顾忌。是的，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摄政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但最后的底线万万不能触碰。当然，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久一点，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尽管离帝位一步之遥，尽管做皇帝的野心一直潜伏于心，尽管他的内心也十分纠结，然而最终权衡利弊，没有轻举妄动。应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多尔衮来说，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也许是一种遗憾，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他比二百多年后洪宪称帝的袁世凯要聪明得多了。仅此一点，他就配得上政治家的称号。二、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杨光先死了，死在遣返回籍的路上。关于他的死，一说是死于背疽发作，一说是为传教士所害。几百年来，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他作出各种评价。有人说他是疯子、小人、骗子、无赖、偏执狂，也有人说他是豪杰、壮士和奇男子。而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嘴里唱着“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模样，显得滑稽可笑。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十七岁的杨光先走出家乡，来到京城。当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天灾人祸，盗贼蜂起，“山西饥，人相食”，南阳发生了母亲煮女儿肉吃的事情。各地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天下大乱。更让朝廷不省心的是东北，后金国皇太极继位，改国号为大清，第三次举兵入塞，兵锋直指居庸关。明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城出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事件的主人公叫陈启新。他是淮安武举，家境贫寒，据说智商也不高，《明史纪事本末》称：“启新本庸人。”可偏偏就是这个庸人，不知怎么灵光乍现，居然跑到京城来上书了。开始也没人理睬他，他便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引起了崇祯皇帝的注意，及至看了他的奏疏，皇帝感到很新奇。陈启新在奏疏中说，现在国家用人有三大病，即“科举取人”“资格用人”和“推知行取科道”（即通过考察学问品行选用科道官员），阻碍了人才的使用。因此，他提出要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扫清论资排辈的陋习，废除原先选用科道官员的办法，把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提拔上来。他还建议，减轻赋税，纾民之困，给大将以专有权，以便他们便宜行事，这样要不了多久，民怨就会平息，叛乱便会停止。也许是这个意见比较新颖，皇帝便说好，这是个人才，于是提拔他做了吏科给事中。给事中属科道言官，品秩并不高，一般只有七品或从七品，可它的准入门槛却很高，非进士不能获得。也就是说你不是进士出身，那连资格也没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地位尊崇，出入宫禁，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是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的人。陈启新一个小小的武举，就因为胡说八道了几句便获此殊荣，破格提拔，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十载寒窗考上进士，这难道容易吗）。况且，陈启新在奏疏中还公然诋毁那些高学历的人，把他们归于“科目取人”“资格用人”的“积横之习”之中。于是，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他们说，陈启新乃一武生，“一言契合，立置清华”，诚不可取。因为这样导向不正确，会使投机分子纷纷效仿，“徒取一切可喜之术”，以至于“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他们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果然，没几个月，又一个武生李琎也来“投机”了。他上书说：“致治在足国，请搜括巨室助饷。”意思是说，治乱没钱不行，请把富家巨室中的钱都搜括出来以助军饷。我的天啦，这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朝中一片大哗，都认为此议太过荒唐，认为“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可是，皇帝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听不进去。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恼怒。带头反对陈启新的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他的奏疏被扣了下去——“疏入，不报”。大学士钱士升也受到切责，以至于“引咎回籍”。御史詹尔选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为钱士升抱不平，上怒诘之，“声色俱厉”。尽管詹尔选坚持己见，当场辩驳，但皇帝愈加愤怒，最后詹尔选被“命颈系直庐，下都察院论罪”。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一片哗然。其实，陈启新上疏并非偶然。他本是一个平常之人，哪来如此灵感？后来才得知，原来是政府中有人揣测上意，认为皇帝革新图存，必广开官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暗中授意陈启新，而太监曹化淳得知内幕，也从中协助，把陈的奏疏递给了皇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陈启新，打击异己。于是，这幕好戏便上演了。崇祯十年（1637年）夏，即陈启新上书一年多之后，杨光先来到了京城。他一到立即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那么，这事与他有关系吗？没有。他与陈启新素不相识，而且八竿子打不到边儿，况且他还是一个布衣，所谓“身不列于宫墙，名不挂于仕版”。虽曾世袭新安卫副千户，但此时已让职于其弟。可以说无官无职，根本用不着去管这闲事。可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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