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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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1页）

朝鲜开化党成立于光绪七年（1881年），成员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和朴泳孝等人。他们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力量实施开化改革，推翻朝鲜守旧势力，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被称作“开化党”。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都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去过日本，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一直在暗中支持开化党。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政变计划，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他们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支持。12月4日，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植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机，遍邀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当天晚上，受邀贵宾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添没有到场。这一情况让人感到意外，事后联想起来方知不是偶然，而是有预谋的。宴会开始后，本来一切正常，可不久便发生了意外。邮署房内突然起火，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泳翊闻报出外察看，早已埋伏在院内的伏兵突发而起。接着，枪声大作。伏兵与卫队发生交战。闵泳翊被砍伤，慌乱中向宴会厅逃去。看到闵泳翊满身是血地跑进来，宴会厅内一片大乱。守旧派大臣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已经冲向王宫。他们从日本使馆获得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四处放火，制造爆炸。之后，金玉均等带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熙，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已做好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即出兵占领景佑宫。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泳穆、闵台镐等。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立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妃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来到庆军军营，“匍匐辕门，抚告哀衷”。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因为这场政变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绝对不能允许。朝廷指示留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兆有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六日黄昏，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有与袁世凯率领两千多庆军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照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国王。清军出动的消息使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随同前往，高声欢呼。一时间，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吴兆有还是先派员与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可日方拒不接受，相反不许清军靠近。对峙间，日军突然开枪射击。面对挑衅，吴兆有患得患失，难下决断。一来，他担心还击会伤及国王；二来，他也怕事情闹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急了。他向吴兆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认为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还击。他说，朝鲜开化党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要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刻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然而，吴兆有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捺不住，声称战机不可失，有罪在我。于是下令还击。日军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说，当时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一卫兵眼疾手快，将其推开，结果袁世凯幸免于难，而他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尽管险象环生，但袁世凯并不畏惧，依然“前立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眼看战火已燃，吴兆有无路可退，便下令全军投入战斗。由于清军兵力占优势，日军渐渐不支。战斗中，金玉均等开化党首领也纷纷从宫内跑出助战，试图挽回劣势。一片混乱之中，朝鲜王被挟持至城北关帝庙，后被清军迎出并保护起来。此后，清军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之后，清军突破王宫，势如破竹，“敌之死伤，市巷枕藉，搜戮叛党，国乱乃定”。在动乱中，开化党首领洪英植等人被杀，金玉均、朴泳孝等逃往日本。光绪十年（1884年），旧历甲申，这一事件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甲申之役使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又一次泡汤了，而袁世凯在此役中的表现再一次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他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顷则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誉。这也为他日后向上晋升积累了重要的资本。当然，袁世凯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表现也使日本人对他衔恨至深。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就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之仇，后因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甲午之战后，负责与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与李鸿章谈到袁世凯，称他是“中国有数人物”，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见诸报端，袁世凯名声大振。就连袁世凯本人也沾沾自喜，掩饰不住地得意说：“惟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应该说，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然而，真正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小站练兵。小站练兵是晚清重要事件，它是中国军队由旧军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开始。中日甲午之战，清军以惨败而告终。勇营旧军不堪一击，所谓中兴名将的神话以及人们对旧式军队所抱的幻想统统破灭了。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朝野上下一片“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制，遂有小站练兵。小站乃地名，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原为退海之地，同治之前尚属荒芜之地，后淮军屯兵于此，陆续修建道路和驿站。由于这里是大沽以西开始失势，袁世凯顿失靠山。从朝鲜回来后，他一度被留在督办军务处当差，风光早已不再。他在致其兄世敦的信中抱怨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过，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很快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四处活动。为了讨好朝中新贵，也为了划清与李鸿章的界线，他开始落井下石，到处放李鸿章的坏水，诋毁他的对日政策如何软弱；从朝鲜撤军如何错误；而战事发生前，他又如何延误战机迟迟未能增兵，等等。在贬损李鸿章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抬高自己，声称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如何提出有识之见，如何忧心如焚，函电交驰，但李鸿章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压制，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他还把几个月来与李鸿章等各方面的来往文电、摘要抄了数十份，装订成册，密呈京中要员。袁世凯在做这一切时都是背着李鸿章秘密进行的，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李鸿章都蒙在鼓里。后来有人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全然不顾李中堂的提携之恩，可袁世凯却不以为然。因为对他来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了死老虎，变得无足轻重，而他要做的是尽快撇清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这一着果然有效。不久袁世凯便找到了新的靠山。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不久，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并很快达到了目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军机处上奏保荐袁世凯出任督练新军的重任。在奏折中，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高，中有“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军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等语。奏折上去后，批复当天就下来了。谕云：“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即经王大臣等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这道谕旨，对于小站练兵是具有历史性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据曾在北洋军中出任高级军职的张联棻回忆说，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规模并不算大，新建陆军总数不过七千人，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不久，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北洋六镇，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以后，随着北洋军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下了基础。应该说，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枪杆子与印把子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而凭借手上的兵权，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9月间，形势骤然紧张。一时间，流言四起，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废皇上为庶人，另立年幼的端王之子，并由太后训政。早在这之前，太后已有懿旨，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董福祥和袁世凯部。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控制近畿部队，以防范帝党。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感到大为不安。为了保全光绪，确保变法成功，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中，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但被认为并不可行。林旭主张用董福祥，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林旭当时有诗云：愿为公歌千里草（董），本初（袁）健者莫轻言。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诗中流露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大部分维新人士的支持。于是，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身上。为了拉拢袁世凯，在政变发生前，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第一次是9月16日（八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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