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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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宁可要过失致死七年，也不愿意要故意杀人的三年？”

“不是还可以上诉么？如果一审就把罪名打下来，到了二审就可以把时间‘打’下来。对外还可以说，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牛逼。”

罗斐和检方依然处在难分难舍的状态，但很明显，检方已经趋于下风，如果再找不到更有力的点，很有可能法庭真的会听进去罗斐的意见。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审判长也需要考虑到外界因素，特别是社会效果。谁都不希望看到审判结果进一步引起“公愤”，相关人员还可能会因此遭到投诉。

就在这时，检方突然向李蕙娜提出问题：“被告人，案发当晚，当你看到死者倒地不起，痛苦呻吟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

“反对。检方的问题带有引导性。”

“我们只想听被告人说一句心里话，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表达。”

“被告人，请回答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蕙娜不再低头啜泣，她早已平静下来，双眼有些发直，一直盯着前方的地面。

就在法庭上“不可开交”的那几分钟里，李蕙娜想到的却是那个雨夜。

那个她终于走向自由，不需要再惧怕拳头，不会再流泪的重生日。

她害怕被指控，不想去坐牢，可她同时认为，即便是这样，一切都是值得的。

刘宗强的死，就等于她的生。

直到庭上突然点名，李蕙娜才如梦初醒。

李蕙娜抬起头，看向检方，又看向审判长，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她张开干涩破皮的嘴，问了这样一句：“我的话，会公开吗？”

第23章第二十二章“我可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

第二十二章

“我的话，会公开吗？”

“你有权申请，但是否批准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法律法规来决定。”

“我希望公开。我的话是说给和我一样的女人，和刘宗强一样的男人听的。”

停顿了几秒，李蕙娜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可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我希望法律可以回答我。是不是只要刘宗强死在家里，死在我面前，我只要什么都不做，都一定要坐牢？他几乎每天都在家里，每天都在酗酒，连医生都说再这样喝下去，寿命会大幅度缩短。他清醒的时候就对我说过，他要是不行了，我必须救他，我要是不救他，我就得坐牢。或者他在自己不行以前，先把我打死，我就可以解脱了。现在因为他的死，要我给他‘陪葬’，要我用坐牢的方式赎罪、接受改造，我实在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救助义务，是否也包括被打的人对打人的人有救助义务？”

“他用那张伪造的精神病证明拿低保，吸我的血，还用那张证明来囚禁我，做我的监护人。法律为什么要我为他的死负责？我被打骂、羞辱、强|奸，每天都生不如死。我心里有恨，当然每天都盼望他死。因为只有他死了，我才可以活。我这样想有错吗？我相信每一个像我这样整日被打骂的女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在法庭上，我不敢说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们会认为我有故意杀人的主观认知。”

“有人跟我说，站在法庭上对外说出心里话，是我这辈子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案子判了，这件事的关注度就会逐渐降低。我坐牢了，没办法接受访问，我的声音传不出去，等我坐牢出来，我想说话也没人想听了。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站在这里将事实说出来，但这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错了，我只想弄个明白，凭什么被打的人不能反抗？”

李蕙娜的话刚说到这里，就被罗斐制止：“审判长，被告人现在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我申请……”

李蕙娜却将其打断：“我情绪很好。司法鉴定也说了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正常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

审判长说：“被告人，你可以继续。”

李蕙娜收回看向罗斐的目光，直视审判席：“他呕吐的时候，我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但我没用力。他呛到了。”

罗斐再次出声：“被告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现在是在当庭推翻口供，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法律责任！”

罗斐的声音沉了下去，脸色极度难看。

“我可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李蕙娜却很平静，“我的确用手捂过他的嘴。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不想再清理他的呕吐物，我希望他自己咽回去。我没想过要杀他。”

李蕙娜的声音高了几分，随即又吐出一口气，说：“我不知道我领的那个到底是结婚证，还是奴隶证。你们知道每天帮一个酒鬼清理呕吐物和大小便，还要给他换衣服，是多么辛苦的事吗？如果我爱他，我可以做一辈子，那是我心甘情愿。可他打我、侮辱我，我对他只剩下恨。一个我恨的人，我还要伺候他，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醒来以后就会打我，还会按着我的头，让我给他擦干净。他按了我那么多次，我只按了他一次，我就要因此坐牢，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告诉我，公正的判决会令人信服，不公正的判决只会令人质疑。而公正，应当是大多数人都认定的事，而不是只有法庭上的几个人，再反过来说大众不认可是因为大众不懂法。”

李蕙娜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话是否会传出法庭，但无论如何她已经说了，也必须说。

人这一辈子图的东西很多，还会随着事情的改变而改变。以前的她，就图刘宗强赶紧死，他死了以后，她就图自己的委屈和心声能有人理解，有人愿意听。

当然，李蕙娜的供述无疑是给罗斐出了个难题，可在法庭上罗斐不便发作。

他只是在刚才那一瞬间感到愤怒，那些情绪很快就平息了。他对自己说，这种反转是在计算之内的，他此前就考虑过如果发生应该如何应对。

于是罗斐快速在纸上写下几句关键词，直到审判长让他宣读结案陈词。

罗斐再一次扫过李蕙娜，神色凝重地说：“被告人声称曾用手捂住死者的嘴，但是她没有用力。这一点在法医报告上已有体现。报告上已经写明了，没有发现口鼻被捂住的痕迹，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可能。而被告人这样做，正是因为她担心死者醒来后会对其打骂羞辱。这也直接证明了被告人主观上没有杀人意图，她不敢用力，所以才没有留下痕迹。那么在没有用力的前提下，被告人的动作会否导致死者的呕吐物反流堵塞气管呢，这一点没有定论，疑点利益应当归于被告。恳请法庭仔细斟酌。”

“我记得就在开庭之前，我最后一次见被告人，她问了我两个问题，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问题是，虐待罪的顶格判决是多少年？如果死者还活着，他对她造成的虐待会如何宣判？我回答她，这要看虐待的程度是否恶劣，是否构成伤残。以被告人现在的伤痕来看，死者很有可能只会判几年，可能比被告人遭受虐待的四年时间还要短。然后被告人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如果死者还活着，她通过法律途径和死者离婚，离婚后死者再追上门打她，甚至是打死她。在这种双方已经是陌生人的情况，死者是否会被判死刑，而不以虐待罪处理？我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有既往案例认定，虽然双方已经离婚，男方打死女方的矛盾起因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是因为‘家务事’，所以依然会被认定为为‘家暴’。被告人感到很困惑，她问我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让她这样的人哑口无言吗？被告人还说，她可以去坐牢，但她希望法律能让她心服口服。这也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希望法庭能有一个令大多数人都信服的判决。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是人之常情，是一种普世认知。在这里再次恳请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判。”

法庭外面台阶下已经站满记者。

见到罗斐一行人出来，记者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询问罗斐庭审进展。

罗斐回答说：“我们已经近最大的努力去为李蕙娜律师争取她的合法权益，希望法庭可以念及李蕙娜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以及她遭受四年家暴的屈辱，能做出公正判决。”

记者又追问：“现在网上呼声最高的就是性别争议，说如果今天的案子性别反转过来，活下来的是男性，一定会得到轻判。但如果是女性，就会重判。请问罗律，这些声音是否影响到你，你是怎么看的？”

罗斐看向提问的女记者，扫过话筒上的媒体名称。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人是慈善基金会的合作方之一。

罗斐轻轻颔首：“听到这样的呼声我本人感到很遗憾，有时候也觉得很无力。既然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而且不在少数，那么我们作为法律从业者也应当去反思为什么，更要肩负起责任。雪崩到来，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权益，为弱势群体发声，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都会受益，并非只有女性群体。而且这也是象征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然，法律也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每一次法律的完善都需要我们这些从业者去推动。希望李蕙娜的案件得到公正判决之余，也希望这个案子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善的下一个方向。”

不到半个小时，罗斐的访问就被发到网上，引起又一波关注。

加上罗斐是免费法律援助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罗斐是个好律师，如果每个律师都能像他一样多为弱势群体发声就好了。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律师都是利益为上，有的甚至黑白颠倒。

下面有人回答，如果不利益为上，很难出头。律师这个职业内卷特别严重，很多律师都是在吃不饱饭，整天去法院门口派发小名片的日复一日中，消磨光了斗志。连他们自己都是弱势的，哪有余力去关照其他弱势群体啊。

有人表示愤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不讲武德的人就上位快。一群不讲武德的人抱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力量，将世界垄断，再搬出一套“王法”。这不就是“鼓励”他人效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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