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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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2 黄粱一梦中（第3页）

总之，我与宫下教授关系处得不好，我与她也没能达成学术上的求同存异，她不仅私底下没给我好脸色，公开场合也多次点名批评我；某一次的讲座中，她甚至在两百名学生面前取笑我：中田没有认真读书，你们不要学他。

一年後，我果断接受一桥大学的邀请，跳槽到那里继续担任副教授，我这也大概也能算是升职，国立一桥大学与私立笠场大学，两所大学的副教授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一桥大学位于日本东京，专攻社会科学的小型大学，每年只会招收一千多名学生，师生比大概维持在一比十，我在那里任教算是适应良好，教学任务十分轻松；并且，因为本身属于国立大学，财务预算可谓十分宽裕，我作为副教授都能拥有一个独立办公室，在笠场大学的时候，我还要跟两个讲师与四个研究员一起分享办公区域。

我之後顺利升职为教授，我在一桥大学一直干到退休，数算日子，我在一桥大学工作三十多年，任教与研究，差不多就能概括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我上课真就是按部就班丶到点走人，哪怕之後没有其他安排，学生有事基本都是给我发邮件，或者预约我的会面时间。

然而，学生好像还挺喜欢我，我经常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正面反馈，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校内问卷调查，我还曾经拿过本校的教学卓越奖。

我退休前几年才搞明白是怎麽回事，那理由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总结一下就是：学生眼中，不点名的老师就是好老师，不挂科的老师更是好老师。

我大概是在剑桥的时候沾染一丶两个坏习惯，三一学院整体氛围还是很自由，一个本科生的上课时间永远少于每周20小时，教职的工作时间同理，真就完美遵循英国学校的教育哲学：提供一个令天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换言之，自由放任的教育方针，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学风自由。

我的课堂从来不点名，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来上课的学生会来上课，不来上课的学生不会来上课，反正大学一直都有挺清晰的录像设备，学生登陆账号就能看到教学录像，有疑惑就发邮件问我。

我习惯在考试中留几道主观题，这样比较容易放过那些在及格线蹦跶的学生，最後算总分还是挂科的学生...我也就只好布置一篇论文：反思自己在这门课中学到什麽；这就是走个过场，学生随便交给我什麽反思，我都会给他们及格，更高的分数就别想。

所以，无意之中，我好像就变成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原因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学风自由。

我每学期教2-3门课，每年面对200到400名学生，我其实记不住大部分学生的名字，我也很不喜欢高强度的师生互动，我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我的研究设备只有一台电脑和纸笔，我不需要有更多设备，基于这点，我应该算是十分节俭。

做研究要趁早，四十岁以後，我明显感觉失去创新能力，我那时也已经升为教授，我享有大量学术自由，我选择转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建模转去研究经济思想史，成天埋首故纸堆，整理前人的思想与观点，亚当·斯密丶大卫·李嘉图丶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些人的原着，我或多或少都有拜读。

我有时感觉自己的前半生是应用数学家，後半生变成哲学家，基于研究领域本身的特点。

经济建模一半是统计学丶一半是数学，成天面对的就是统计数据与微分符号；经济思想史从内容到研究方法都像是哲学或者历史学，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中被归类为经济思想的观念，研究过程中大量引用某个已故名人的原话，大致就是分析与澄清历史上某人曾经提出过的经济思想与观点，为了研究方便归类一组观点接近的思想家为学派。

我大概算是理论家中的理论家，论文发表算是挺多，引用数也还过得去，工作时间都花在任教与研究；我有意回避社会服务，银行丶企业和政府的咨询工作，我一律统统推辞，次数一多，那些机构也都不来找我，我乐得清静。

作为代价，我在公衆那里一直都没名气，远远比不上一些几乎成为电视台常客的同僚，应用方向的同僚可能更在乎公共影响力，理论方向的...我倒是真无所谓，其他同僚说不好。

大学教职，最苦最累的其实是指导论文，指导论文经常要言不由衷地夸奖学生的构想，心里头其实不以为意，面上还要假装很欣赏，最後，小心地以一种保护年轻人自尊的方式，给予对方，嗯，建设性反馈。

相比之下，我最早带的那批学生可真是省心，毕竟是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

我在剑桥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博士生，原则上，剑桥大学的讲师可以指导博士论文，实践上，最终还是取决于有没有学生申请讲师作为导师；我当时还真就有三个博士生，我对那三人也是印象深刻，大概所有老师都会记得第一批带过的学生。

那三人中，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丶她後来留在英国服务财政部，她还有与我保持联系；一位来自印度的男性，他後来去喜马拉雅山修炼，他没有再联系过我；最後一个是位英国本地的男性，他後来被芝加哥大学请去当教授，他有时还会跟我合作一两个项目。

去美国的那个学生後来拿到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我们都知道这位早晚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没想到的是...

人生际遇就是这麽奇怪，退休前几年，带过的博士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在维基百科上一查那人的简历，母校名称下面就是博士导师，那一行自然就是我的名字。

结果，莫名其妙，我一下子被好事者挖出来贴在网上，不大不小地出名一波，话题越闹越大，我最後居然也成为报纸头条，标题大概就是：“日本教授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丶“震惊，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居然是他”

如水会那帮闲不住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发觉其中的机会，这些一桥大学的校友凑在一起，企业家丶政治家丶政府官僚，大家借着这股势头发动关系网，竟然也给我弄个文化勋章。

我家祖上八代全是农民，子孙後代得以面见天皇与首相，我真希望裕美与中田先生能够亲眼见证我的授勋式，可惜...总之，从此以後，一桥大学的荣誉墙上又多一个名字，我也算是满载荣光地退休。

退休的时候，看在文化勋章的份上，大学授予一个没有义务与责任的名誉教授头衔，名义上还是挂靠大学，实际上已经断开联系：

没有办公场所丶没有教学工作，一桥大学与我已经没有关系。

国立大学的位置实在是僧多粥少，一般不会进行返聘；我也不想再折腾去哪所私立大学，多干五年也没意义...所以，老兵当退，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彻底结束。

职业生涯算是非常成功，感情方面就没那麽顺利，我前後有过四段感情经历，没有一个人与我踏入过婚姻殿堂，我在分手时得到的评价，总结一番大概就是：好人丶难以相处丶没有情调。

最後一任女友名叫萤，她是相亲时认识的银行职员，她跟我交往近一年，同居半年，最终也是离我而去；萤离开时的话语实在是令人难忘：中田你已经与书籍结婚，我插不进你与书籍之间，我觉得自己很多馀。

因此，那年以後，我就再也没有关注过感情方面，退休之後发现自己既没有伴侣也没有儿女，当真就是无缘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大学教职还有额外好处：退休以後还会有学生邀请去参加联谊，日本还挺流行在毕业後的同学聚会上邀请老师，另一方面，家里偶尔会接待上门拜访的学界後进，极少部分是来请求指导或者交流思想，大部分还是想要得到些什麽实际利益，比如期刊审核或者作品出版相关的帮助。

退休以前，我是很不耐烦联谊与拜访，感觉这些活动打扰做学问的宁静；退休以後，我发现...自己除了这些活动也没什麽可做的事情，有时感觉还挺空虚，大概就是“活着没意思”的那种感觉。

运作大半辈子的时钟忽然间停摆，生活完全变得不同，无所事事的感觉就像脱离社会；世界上好似只剩下我一个人，失去大学的同事，失去稳定的人际，自我认知似乎都出现错乱感：

我不确定自己是谁，中田教授？没有学生的教授，这算是什麽教授？中田正义？嗯...他是谁？

对于中田正义，我大概也只知道：中田正义年轻时喜欢读书，现在，中田正义一天只能集中精力约莫四小时，视力与注意都已经大不如前，写作也时常找不到合适词汇，用来准确表达脑海中的意思。

因此，大部分时候，我，或者说中田正义，只是在附近公园散步与休憩的一个退休人士。

这些过往不过一眨眼便划过脑海，好似这些年的时间，瞬间便已成为过去。

注意回到当下，目光聚焦对面，绿眼睛的青年微笑着道：“万分感谢！爷爷肯定会很高兴，中田教授远道而来参加他的仪式。”

这人听说过我，心中闪过了然，他听到名字时就知道我是谁。

同时，莫名感到有些诧异...我以为理查德不会愿意提起我，难道，我也是他青春回忆的一部分吗？他这些年变得喜欢怀念过去吗......

心下感慨万千的同时，面上装模做样地冷静询问道：“理查德，嗯，你爷爷生前有留下什麽话语吗？我刚才没听清楚悼词。”

“那可真是可惜，我刚才可是在诚恳地致悼词。“青年不咸不淡地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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