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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再现墨家的千古悲情（第1页）

附录1再现墨家的千古悲情

文黄蕉风（著名青年学者，墨家基督徒、墨学研究者。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学士、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博士、国际儒学课程培训师）

近年来关于墨家元素的文化产品不少，《墨子攻略》和《秦时明月》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我目之所及，高渔兄的新作——长篇都市悬念动作小说《墨杀》，是唯一一本以墨家文化元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填补了当代墨家元素文化产品的空白，第一次使得墨家活化到了小说这种载体上，实在值得重点推荐和关注。

把《墨杀》放到中国墨学发展史的脉络上观看，可能更有利于明白高渔兄小说之于当前墨家在当代复兴的重要意义。

相对于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读者可能并不太了解在先秦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传统意义上，统摄整个先秦至汉初的政治哲学乃儒、法、墨、道四家。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学逐渐沦为旁支，不再具有主导政治话语权的地位。然而这并不代表儒家之外的文化传统彻底消亡，它们有的以“民间”和“在野”的“体制外”形式继续存在（如汉初墨侠）；有的走向士人内心深处，成为修身养性的不二法门（如魏晋玄学）；有的借壳上市“儒表法里”；有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如严官酷吏与文景中兴）。

墨家从先秦开始就是儒家最坚定的反对派和论敌。《墨子》中收录《非儒》自不用说，以“孔丘”代“孔子”，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谈到墨家时，以“禽兽”相称。“儒墨斗法”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时间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因故在儒术“独尊”后遭打压，终致沦为千年绝学。

民国知识分子胡适、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重新发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实之辩，使得国人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思维的误区；梁启超则撰写《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等墨学论著，开启自清末朴学大师孙诒让《墨子间诂》以来的“第二波墨学复兴”浪潮。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一个潜在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以墨学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牺牲精神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以上大概是墨家或者说墨子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状况。

最近这几年，得益于中央大力推进传统文化建设和国学复兴的大浪潮，墨家元素文化产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是电影、电视、动画、图书还是其他各种周边产品，日益丰富。比如，《墨攻》算是中国近年来唯一一部正面展示战国时代墨家组织的古装史诗电影。这部2006年拍摄的电影，通过银幕，第一次让中国的观众了解到“墨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刘德华饰演的墨家子弟革离，秉持墨家“兼爱”“非攻”的和平精神，只身一人前往梁国帮助守城，打退赵国大军，颇有乃祖师墨翟“止楚攻宋”的风范。不过，墨家历史上是否真的建制成“军”（即影片中所谓“墨家军”），而墨家的守御机关术真有如电影中如此出神入化，实未可知。除了大片必须具备的武打招式、战争场面、明星效应，墨家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也是《墨攻》引起观众兴趣的原因。

电影《墨攻》改编自日本同名漫画，小说《墨攻》获得过中岛敦纪念奖。电影只改编到漫画的一半，后一半已经涉及墨家三分、西入秦国等史实，关于墨家后学的还原也有模有样。不过酒见贤一安排的革离的结局，是离开中国，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忍者”的始祖。这就有点大和民族的自恋倾向了。

又如动画片《秦时明月》，是根据台湾作家温世仁的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动画片，在国内拥有众多粉丝，笔者也是其中一个。《秦时明月》是从荆轲刺秦一直演绎到楚汉相争。主人公荆天明是荆轲之子，后来继承墨家巨子大位，与青年项羽并肩作战，直至推翻暴秦。在《秦时明月》中，诸子百家不再仅是舞文弄墨的学术流派，而是各具特异功夫的武术宗门，撒豆成兵、奇门遁甲、粉墨登场，百家争鸣被演绎成华山论剑。《秦时明月》当然是武侠作品，而在这其中最具任侠气质的又属墨家组织，墨家占据了整部动画最核心的位置。特别是《秦时明月·诸子百家》这季的动画播出之后，带动了不少动漫少年在线上线下自发组成“墨家”的粉丝团，掀起了一波“墨家热”；而这其中不少人又由于动漫而开始接触墨家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动漫对当代墨学的一个贡献。

而高渔兄写的故事，是“当代墨者”或者“墨家在当代”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构设在当代，富有时代气息，使得读者不致对几千年前的墨家有距离感；小说题材采用破案刑侦的理路，又能引起读者兴趣，便于读者理解，将冷峻而神秘的墨者形象立体化、形象化、新鲜化、活泼化。《墨杀》中的墨者，在现实生活中亦有自己的职务和本分，但绝非是指《墨杀》中的刑侦破案只是凭墨家元素“借壳上市”，比如作为墨家巨子的徐震是警队英雄，其惩恶扬善、疾恶如仇的性格本来就符合先秦墨家“执法王”的角色；以类似西方天主教“七宗罪”的形式带出的“墨学十论”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亦可算严丝合缝于墨家的伦理价值观，颇具中国特色。在我看来，《墨杀》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作者描绘的破案刑侦手段之高妙，正邪两方角力之惊险，而在于他将我们置于一个典型的伦理辩难之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正义如果要用非正义的手段去达成，到底还是不是正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两难如何解决？这是先秦墨家以及其他诸子在当时也汲汲思考，而今人类亦都无法完全寻得整全答案的难题。在学术上，墨家学者总在问一个问题：究竟“兼爱”有没有预设“自爱”？在《墨杀》中徐震为子赎罪而自担刑责走向死路，无疑是不自爱的，却又成全了父爱、大爱——以如此决绝和壮烈的姿态完满墨家道德，恰是庄子评价墨子的“墨子尚能独任，奈天下何”的千古悲情。所以相比《秦时明月》《墨攻》等其他墨家元素作品，高渔兄的《墨杀》无疑是伦理的，也是具有深度的。即便《墨杀》是都市悬念小说，其题中之意亦在横亘千古不绝如缕的墨子精神里，而非神话传奇中的墨家机锋巧辩。

墨家思想最宝贵的部分，是他们“剑及履及”、止战非攻的和平精神。因为神神怪怪的东西，任何朝代都可以有，不需要上溯到先秦。我更愿意当今的中国观众和读者，在看到新形式的墨家元素文化产品的时候，不唯只是被墨家的武功或者玄幻所吸引，而是能感受到那为正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气概。墨家元素的文化产品，在以后的中国，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我们将墨家包装成“任侠的宗师”还是“黑社会的始祖”都无所谓，关键是能不能把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精神表现出来。中国现在号称崛起了，崛起的中国人不再需要李约瑟、汤因比等人给我们开出的用来振兴民族文化的“枪药”。眼下要做的，乃实实在在地回到两千多年前墨翟踽踽独行之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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