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第十集(涓涓不止江河生)_第98章曾文正公文集卷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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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曾文正公文集卷四六（第2页）

唯有忠臣为国谋划百折不挠，勇士临敌视死如归，这才是永恒不变的制胜之道。至于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兵员选拔、战术训练等可以变革的方面，正需要后世贤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对，弥补前人的不足，使其日益完善。怎能固步自封，沉溺于旧制，始终不知变通呢？

如今朝廷设立方略馆，战功将载入史册，不必赘述。这里只略述殉难将士的惨烈，使后人肃然起敬。同时借此论述兵家之道的变幻无常，以破除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的成见，希望后世能常怀敬畏之心。

大界墓表

先父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辞世，忽忽已二十三年。当初安葬时，家父曾修书至京城，命国藩撰写文章记述先人德行，刻于墓道碑石。国藩暗自观察先父的威仪言谈，确实具有非凡的雄伟气度，却终老于乡野，未曾遭遇重大机遇得以施展抱负。其治家之道与乡里表率之行，皆遵循中庸之道，并无特别惊人的事迹。唯独先父平日常言，多有足以垂范后世之语，现斗胆敬述一二，以训示子孙后代。

先父曾言我年少时沉溺游乐，常往来湘潭街市，与纨绔子弟纵情嬉戏，有时日上三竿仍高卧不起。族中长辈曾讥讽我轻浮放荡，恐将败尽家业。我听闻后立即起身自责，变卖马匹徒步归家。从此终身未等天亮便起身劳作。三十五岁时，我才开始专心务农。所居高嵋山下，梯田陡峭如阶，地块狭小如瓦。我凿石开土，将十几块零碎田地连成一片，使农夫便于耕作。我日夜巡视水渠，听虫鸣鸟叫知晓节气变化，观晨露缀满稻穗便觉欣喜。开辟半畦菜园，晨起除草由我负责，傍晚施肥则交给雇工。

回家后喂猪，出门便养鱼，各种活计交替着做。凡是亲手种植采摘的蔬菜，吃起来格外香甜；凡是亲身经历艰辛获得的东西，享用起来也特别安心。我们家族自元明时期定居衡阳庙山，长久以来没有祠堂。我与族中长辈商议后，共同建立祠堂，每年十月举行祭祀。自清朝初年迁居湘乡，到我曾祖元吉公时，家业才开始兴盛。我又与族人商议，另立祭祀典礼，每年三月举行祭祖。世人向神灵祈求福泽，往往寄托于虚无缥缈之事。我认为神灵的降临，没有比祖先更亲近的，所以特别重视对本源祖先的祭祀，而其他祭祀暂且从简。

即便后世家境贫寒，礼制不可废弃；子孙即便天资愚钝，家祭也不可简略。我年少失学，成年后深以为耻，不仅让子孙拜名师求学，更乐于结交文人雅士，期盼能常有饱学之士出入家门，如此方觉欣慰。其次，对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始终恭敬有加；至于普通交往，则随缘应酬。而对于那些巫医、僧道、风水先生、算命之流，我唯恐避之不及。

对待贫困的旧亲故交，接待时唯恐不够隆重。明眼人只要观察一家所结交宾客的品行与往来疏密，就能预判其家业兴衰，这个道理从未有差错。对于乡邻亲友，遇喜事必去祝贺，遇丧事必去吊唁，遇疾病必去探望，这是为人之常情，我必定亲身践行。若财力不足以资助他人，我便以劳力相助。

邻里生争执时，我常居中调解化解纠纷。遇到特别蛮横无理之人，便严词斥责，气势如雷霆般震慑，道理如箭矢般透彻，再凶悍之人也往往气馁。有时备酒款待以示诚意，最终一笑化解恩怨。君子身处民间，就应排解一方困难；位居高位，则要平息世间纷扰。道理本是相通的。对于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梁，孤寡老弱无依无靠之人，我都量力而行随时相助，虽是小善亦不轻忽。若定要等到富贵才去作为，那天下就永远没有能做成的事了。

以上这些，都是先父生前常说的话。我（曾国藩）不仅耳熟能详，父亲和叔父也多次转述这些教诲来告诫我们。

先父名讳玉屏，号星冈。他声如洪钟，初见者往往敬畏，但性情温厚仁爱，待人接物无不尽心。他去世时，远近亲友无不感伤叹息，有人甚至痛哭不能自已。先母王太夫人孝顺谦和，妯娌们都敬重她的为人，从酿酒缝纫到接待宾客、主持祭祀，操持各种家务都合乎礼法。她侍奉丈夫极为恭顺，遇到丈夫怒时，便屏息减食，甘愿受些委屈以换回丈夫的欢心。

王太夫人年过七十仍亲自操持家务，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她对儿媳孙辈、族中亲戚乃至幼童仆婢，都想着施以恩惠。所赠之物虽不贵重，却情意深长，且时常周济。太夫人于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岁，安葬于木兜冲。三年后，星冈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葬于八斗冲，并将太夫人灵柩迁来合葬。又过十年，到咸丰九年十二月，二人墓茔一同迁葬至大界。

星冈公的先祖中，六世祖名叫孟学，是最早迁居湘乡的一支。曾祖父名叫元吉，是另立宗族祭祀制度的人。祖父名叫辅臣，父亲名叫竟希。曾祖母姓刘，祖母姓蒋和姓刘，母亲姓彭。因我（曾国藩）愧居官位，先父最初受封为中宪大夫，后累次追赠为光禄大夫、大学士、两江总督。祖母最初受封为恭人，后累次追赠为一品夫人。朝廷广施恩典，向上追封先祖，竟希公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母亲彭氏也被追赠为一品夫人。

先父生我父亲兄弟三人，二叔上台早逝，三叔骥云无子，便以我弟国华过继为嗣。先父共有五个孙子。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只有国潢在乡里操办团练，其余四人都投身军旅。国华、贞干战死沙场，我与国荃因微末战功得以出任封疆大吏并受封高爵。那些曾亲见先父风采的高寿长者都说，我们兄弟的威严与谋略，比起先父相差甚远。

先父的风采由此可以想见。现有曾孙七人，玄孙七人，如今家族安居乐业、跻身显贵的境况，全赖先祖德泽庇佑。因此记述其生平大略，刻于墓道石碑，既让后世子孙不忘祖训，也使过往之人查考事实时，能知此事确有明证，并非虚美之辞。

台洲墓表

唉！在我的父母改葬于台洲十三年之后，我才得以在墓前立碑记述先人事迹。

先父名麟书，号竹亭，一生勤学不辍，教书授业长达二十余年。我资质愚钝，自八岁起便随父亲在家塾读书。父亲每日早晚讲授，循循善诱，若我不懂就反复讲解，直到完全领悟为止。有时在路上，有时在床前，他都会反复考问我之前困惑的问题，非要我彻底明白才罢休。对其他学童也是如此教导，后来教育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尽心尽力。

父亲常说“我天资愚钝，所以教导你们这些资质平平的孩子时，格外有耐心，从不觉得麻烦辛苦。”父亲多次参加学政考试都未能如愿，后来便带着我一同赴考。我们父子背着笔墨徒步赶考，却屡试不中。直到道光十二年，我才考中县学生员。那时父亲已经四十三岁，前后参加童生试竟达十七次之多。

我们曾氏家族从衡阳迁居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未有人考中过秀才功名。直到如今才终于实现零的突破，可见科举之路何其艰难。自清朝初年迁居湘乡以来，世代务农。到了我祖父星冈公时，开始以不读书为耻，讲究礼仪规范，结交文人雅士，并严格督促我父亲读书，终年勤学苦练，期望能有所成就。祖父神态威严，令人敬畏。他对我父亲要求尤其严格，常常在众人面前厉声训斥；即便对旁人有不满，也往往通过严厉管教长子来泄。

祖父整日絮絮叨叨，数落父亲的过失。有时甚至说出激烈刺耳的话，仿佛在质问“难道还嫌我不够严厉吗？”全家人都战战兢兢，唯独父亲始终恭敬孝顺，屏息静气地贴着墙缓步上前，神色依旧和悦。祖父晚年重病缠身，瘫痪失语，生活起居全靠父亲照料，片刻不见就不高兴，稍有需要父亲就立即回应。这时我们才明白，当年祖父对父亲那般严苛责备，其实是寄予厚望、爱之深切，只是常人难以理解罢了。

咸丰二年，太平军进犯湖南，围攻长沙，父亲带领乡民组织团练，训练子弟，讲解阵法，操练武艺。不久后，我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奉命督办湖南团练事务。次年又奉命组建水师，支援湖北战事。父亲虽身处偏远乡村，却始终心系国家战事。

父亲最初命四弟国葆招募乡勇讨贼，后又命三弟国华、九弟国荃招募勇丁北上征讨湖北，东进江西，都取得一定战果。然而父亲竟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猝然离世。一年后，国华在三河之役中壮烈殉国。又过四年，国葆病逝于南京。朝廷对两位弟弟都给予褒奖抚恤，并赐予美谥。后来我与国荃最终收复了安庆、江宁两座重镇。虽说是天意使然，但也全赖父亲教诲，让诸子都执戈从戎、共赴国难的结果。

当初我在道光年间任职京城时，恰逢朝廷广施恩典，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中宪大夫，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恭人。到了咸丰年间，又四次蒙受皇恩，三代祖先都被追赠为光禄大夫，女眷都被追封为一品夫人。当今皇上即位后，再遇四次恩典，又因战功，我们兄弟得以受封爵位。于是曾祖父儒胜公、祖父玉屏公和父亲都被追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爵；曾祖母彭氏、祖母王氏、母亲江氏仍封为一品夫人。唉！我们家族蒙受的荣耀真是到了极点啊！

江太夫人是湘乡隐士沛霖公的女儿，嫁入曾家后侍奉公婆四十余年，烧饭必亲自动手，照料必恭谨周到，待客祭祀的礼仪都精心准备。她生有五子四女，家中衣物用品都靠她一人操持。有人担心她家人多贫苦，太夫人说“这个孩子读书，那个孩子种田，还有的做工经商。我在内操劳，孩子们在外奋斗，何必担忧贫穷呢？”她常以自强不息的话自勉，有时也说些幽默的话来缓解辛劳。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江太夫人因病去世，九月二十二日安葬在下要里宅院后方。父亲于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葬在周璧冲，到咸丰九年八月某日，与太夫人一同改葬在台洲猫面脑。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名上台，二十四岁便去世了。父亲照顾他一年多，四处求医问药，常常彻夜不眠地守候。

三弟名叫骥云，性情谦让仁厚，年纪越大越恭敬。他没有儿子，以国华过继为嗣。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也离世了。四个姐妹中，有两人早逝，另两人也相继去世。如今在世的儿子，只有我和国潢、国荃三人。现有孙子七人，曾孙七人。在此简略记述家族概况，以彰显先人的美德，使福泽绵延后世。而我才能浅薄，却身居高位，终日惶恐，唯恐不能承担重任。

湖南文征序

我的好友湘潭罗研生君，将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嘱托我作序。我学识浅薄，又年迈体衰，怎敢妄论文事？但我听说古代的文章，最初本无所谓章法。《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等经典，其文体风格、语言特色，竟无一字相互沿袭。即便是周秦诸子的文章，也各具特色。比较这些作品，差异之明显犹如金玉与草木之不同类，哪里有什么固定法则可言。后人本不善为文，却勉强模仿古人作品，于是有的形似，有的神离，这才有了所谓“合于法”与“不合于法”的说法。

如果不刻意模仿，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然的文章，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二是情。这两者是人人都具备的。将自己所明白的道理写成文字流传于世，将自己爱憎悲喜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腑将真心写在竹简上。这些都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性情淳厚的人，大多都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但文章的深浅优劣，却可能相差千万里而没有止境。除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的着作大多各有偏重。以说理见长的，多有精辟深刻的论述，但弊端在于可能偏激失当；以抒情见长的，多有缠绵动人的言辞，但弊端常在于华美而缺乏实质。从东汉到隋朝，文人学士的文章大多义理不单独呈现，文辞多用对偶。即使讨论国家大政、考订重要礼仪，也常常使用排比句式，夹杂柔美音调，这种风气直到唐代仍未改变。

虽然韩愈、李翱立志恢复古文传统，却未能改变当时盛行的骈文风气。这些都是偏重情韵的一类文人。宋朝建立已久，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推崇韩愈，奉为不可动摇的宗师。恰逢当时大儒辈出，共同探究孔孟之道，研讨精微之言。众多文士仰慕效仿，大都效法韩愈的文章风格来阐明心性之道。从元明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间，文风大致相同，若非如此便难以跻身文坛。这些都是偏重义理的一类文人。

乾隆年间以来，博学之士逐渐厌倦旧有学说，另辟蹊径，远溯汉代经学，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考据文章。对一个字的音韵训诂，一件器物的形制规格，动辄辩论数千言。以往那些讲求义理、风格淡远简朴的文章，有时反被摒弃，认为空洞粗疏不值一提。这又是文坛风尚的一大转变。

湖南这个地方，北面紧靠长江，南面接近五岭，西面连接贵州四川，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可算是偏远荒僻的山野之邦。然而在周朝末年，屈原在此诞生，《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抒情文学的典范。到了宋代，周敦颐又在此出生，写下《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后世义理之学的源头。这两位贤人，都是前无师承，独自创立了高妙的文章。上承《诗经》《周易》的风范，下启百代英才，后世无人能越他们的成就。

更何况湖湘后学，深受先贤遗风熏陶呢？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精于说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约十分之四，骈体文也多有采录，虽不明言法则而法度自然不乱。唯独考据文章收录极少。因前代学者对此倡导不多，后世仰慕者也少。研生先生治学，考《说文解字》以探究训诂，注《禹贡》以辨析地理，固然深谙考据之学。但论文只推崇根本要义，不尚繁复引证，取其长处而不陷其偏颇，这正体现了君子治学谨慎选择方法的原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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