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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欲之枷
凌晨两点十七分,隆复生第七次刷新了自己的股票账户。
翠绿的数字像毒蛇的信子,舔舐着他的视网膜。三百万——这是他今天蒸的数字,足够在老家买两套房,够他母亲做三十次心脏手术,够他曾经的女友买下那个看了三年都没舍得买的香奈儿包。
手机屏幕的蓝光映照着他的脸,三十四岁的人,眼袋却像四十三岁。他的办公室在陆家嘴金融中心六十八层,落地窗外是黄浦江的万家灯火,璀璨得像另一个星系的星河。可此刻他觉得自己像被困在琥珀里的虫子,那些光看得见,却透不进来。
手机震动。是母亲来的微信语音,他犹豫了两秒,还是点了播放。
“复生啊,妈今天去菜市场,那个卖鱼的张阿姨说你小时候可聪明了,现在在上海挣大钱,她儿子一个月才挣八千块。妈听了心里可美了。你啥时候回来?妈包饺子给你吃,韭菜鸡蛋的,你最爱吃的。”
他听完,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桌上。韭菜鸡蛋饺子,那是他二十岁之前最熟悉的味道。如今他吃的是外滩人均两千的日料,喝的是八万一瓶的罗曼尼康帝,可在那些昂贵得离谱的食物里,他再也尝不出“好吃”两个字。
桌上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各种颜色的k线图像心电图一样跳动,仿佛在宣告他的生命体征也和这些线条一样,正在经历一次漫长的、不可逆的衰竭。他关掉电脑,拿起外套走出写字楼。
深秋的上海有一种凉薄的美。梧桐叶在路灯下翻飞,像无数只疲倦的蝴蝶。清洁工正在扫大街,哗啦哗啦的声响单调而重复。隆复生站在路边等车,忽然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在翻垃圾桶。
那是个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白的碎花棉袄,头花白凌乱。她从垃圾桶里掏出几个塑料瓶,放进身后的蛇皮袋里,动作缓慢而熟练。月光照在她脸上,沟壑纵横,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
隆复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觉得这个画面和自己今晚亏损的三百万形成了一个太过荒诞的对照——三百万,够这个老太太捡三千万个塑料瓶。
他掏出钱包,里面有一沓现金,大概五六千块。他走过去,把钱递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随即变成了温和的拒绝“小伙子,我不要你的钱。我有手有脚的,捡点儿废品够吃饭了。”
隆复生一愣。他习惯了用钱解决一切问题,习惯了所有人对他堆笑伸手,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拒绝他钱的人。
“您拿着吧,天冷了,买件厚衣服。”他把钱塞过去。
老太太把手背到身后,摇了摇头,笑了“你这孩子心善,但钱不是这么使的。你给得了我一次,给不了我一辈子。我还有力气,能自己挣一口吃的,睡得才踏实。”
她说着,弯腰继续翻找,嘴里还念叨着“年轻人啊,别光想着挣钱,也别光想着花钱。这世上有些东西,钱买不来,没了钱反倒能看见。”
隆复生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沓钱,像攥着一团尴尬的火焰。出租车来了,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报了自己小区的名字。
车子启动,他回头看那个老太太。昏黄的路灯把她瘦小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针,扎在他心头某个他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角落。
回到家,一百八十平的大平层空旷得像一座坟墓。北欧极简风的装修,黑白灰三色,冷得像手术室。他在玄关站了很久,最终没有开灯,摸索着走到落地窗前,席地而坐。
窗外是这座不夜城永不熄灭的灯火。他想起十二年前,他从安徽那个叫柳沟的小村子来到上海读大学,第一次站在外滩看夜景,兴奋得整夜没睡。那时候他觉得这些灯光是为他点亮的,这座城市在等他来征服。
如今他真的站在了这城市的顶端,却现自己什么都不想要了。
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微信消息,来自他的合伙人方远舟。
“复生,明天经纬资本的赵总约了下午茶,标的是那个新能源项目,你得来。”
“好。”
他打出这个字,用了五秒钟。他的手悬在屏幕上方,像一只断了线的木偶。
他忽然想起那个老太太说的那句话“钱不是这么使的。”他忽然很想问她一个问题——那钱该怎么使?活着该怎么活?
可他没来得及问,出租车已经开走了。
那个晚上,隆复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海面上,脚下的水清澈见底,天空万里无云,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倒影,却认不出那张脸——那是一张年轻的脸,没有疲惫,没有焦虑,眼睛里有光,嘴角有笑意。
他想起来了,那是他十八岁的样子。
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二浮生若寄
隆复生是柳沟村出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那年夏天,县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他家时,他正在院子里帮母亲晾被子。他妈李桂兰听说有人来采访,慌得手忙脚乱,把灶台上的铁锅擦了三遍,又在堂屋里摆了一盘自家种的西瓜。记者问隆复生有什么梦想,他说“我想改变命运。”
这句话被剪进了新闻,在县电视台播了三天,整个县城都知道柳沟村出了个有出息的娃。
改变命运的路,他走了十六年。
从复旦金融系毕业后,他进了投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三年升了两次职。二十八岁那年跳槽到一家私募基金,三十岁做到合伙人,三十二岁管理资金规模突破五十亿。他像一台被安装了好胜心程序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用数字丈量自己的价值,用别人的羡慕喂养自己的虚荣。
母亲每次打电话都催他找对象,他总说忙。其实不是忙,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那些年他交往过几个女孩,都是所谓的名媛,长腿细腰,拎着爱马仕,朋友圈里不是巴黎就是马尔代夫。可他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什么,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得见轮廓,看不清真心。
最后一个分手的是个叫苏棠的女孩。分手那天,苏棠对他说“隆复生,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台aTm机。你给钱,给包,给房子,但你不会给拥抱,不会给时间,不会给陪伴。你以为你在谈恋爱,其实你只是在投资。”
他当时觉得她矫情。现在想想,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他唯一觉得愧疚的是母亲。李桂兰一个人住在柳沟村的老房子里,膝盖不好,心脏也不好,每次他寄钱回去,她都存着不舍得花。他给她请保姆,她把人赶走了,说不习惯。他接她来上海,她住了三天就要走,说城里住不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复生啊,”她临走时说,“妈不图你挣多少钱,妈就想你过得好,过得开心。你小时候多爱笑啊,现在你笑一下,那眼睛都不带弯的。”
他不承认,说妈您多想了。可他知道母亲说的是真的。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自内心地笑过了。那些在酒局上的笑,在谈判桌上的笑,在投资人面前的笑,都像面具一样,笑过了就摘下来,摘下来就是一张疲惫的、麻木的脸。
命运的转折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下午,他和方远舟在半岛酒店见赵总,赵总带了两个律师,一个会计师,阵仗很大。标的公司是做新型储能技术的,号称解决了固态电池的界面阻抗问题,估值三十亿,他们想投a轮。
隆复生翻商业计划书的时候,手机震动了。是县医院打来的,他接起来,对方说“隆先生,您母亲突心梗,正在抢救,请您尽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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