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骑士妮可(尼可拉斯)_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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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朱家骅和她说的话里面，竟然只有和钱有关的是实话。

民国二十五年，去学速记，是为了在秘书处晋升，华董私下跟她说速记好的优先考虑，她则明白10英镑是钱1英镑也是钱，只要涨了都是好的，涨了她就能收回投资。结果事实证明，即便是董事会的秘书，薪俸上涨的程度也有限，她觉得自己被洋人和华董合起伙来给骗了。结果民国二十六年，这手艺终归给她招来一份财了；而且朱家骅还说，因为别人不知道董事会秘书薪水一般，也会自发地认为能一直干秘书的遗老遗少的后代肯定老实安静、绝不惹事生，很有利于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转转，她倒是达成了“多挣点钱”的目的，像是她这个人走到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浇筑出来的。

她回过神，整理好混乱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对一遍——别人都觉得她这样做是无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坚持——然后送去给其他委员会，财政、地产、电影检查、卫生、人事、教育，最后从园艺委员会回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园艺？这租界内歌舞升平，中华大地其余地方烽火连天，这是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她这样对自己说——给了你一份英镑计价的工作。

刚才还在园艺委员会那里听负责人说现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总要从华界进来，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万一……

万一什么，她随便问。

万一……那人也万一不出个什么。总之还是不太好，那人说。

她没搭话。自己回来，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于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应朱家骅的时候，朱家骅高兴得不得了，说了许多好话，她只是赔笑，那些民族大义，她懂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骅说来危险和收入是完全等价的，多一毫子不给，多一分危险也没有。结果现在呢？

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阳光灿烂，来收尸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里面装的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看见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时候76号用铁丝把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头捆在电杆上，活像那木头电杆长了手。有一天另一个女同事来上班，脸色煞白，说是在路上看见路灯下有人头。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这时候说危险，晚了。她发电报的手艺太好了，来不及回头了。她学了半年就出师了，郁秉坚{6}说，要不是你本来有那份正职，我简直想要把你拉到我这里来。她虽然知道郁秉坚不存任何坏心，但也不喜欢这说法，不怎么喜欢他的夸赞，连带对这件事都没什么喜爱之处。是啊她发报快而准，密码往心里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读，脑子里出来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贵是，她发报没有“笔迹”，毫无特点可言，简直是标准的标准，像教科书一样。

因为这个，她在郁秉坚、在朱家骅、甚至在中统上海站，地位都很稳固。她在公董局的职位也稳固，别人都担心被辞掉，倒数计算时间以盘算最后底线就是“裴清璋被辞退的那一天”。这份稳固又倒过来促进了她的特工事业。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挣钱，做特工是为了赚钱，做这么危险的事是为了赚钱。

但凡她再有一点钱也许都不至于此。可“一点”是多少呢？她从不知道。她管账之前，该还的债已经还完了，“钱货两讫”，父亲的尸也收了，人也埋了，丧事也办完了，两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这才去读的书，一回学校就说换专业，要去读法语，辅修英语。原不是这么想的，原来觉得——

咔哒，她听见办公室外面走过的法国男子掏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的清脆声响。纸烟。卷烟。隔壁的法国老头抽烟斗。没人抽大烟。新派的人应该不抽。她父亲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们抽。那种甜腻的香气在她记忆里总是和《古文观止》、《左传》还有《论语集注》联系在一起，也和绍兴酒的酒香、堂子里长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联系在一起，还和争吵、咳嗽、以及哭泣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里不对，所以今天是这样呢？是从祖父分家开始？还是从祖父病死在最后一笔财产划分完毕开始？是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开始？还是从母亲身体不好二十四岁生下自己就再难怀孕开始？是从父亲流连长三书寓开始？还是从父亲一再被人发现醉倒在酒桌上摇也摇不醒只能送回来开始？是从母亲和父亲大吵大闹开始？还是从父亲虽然拒不料理家务却允许自己去上新派女中开始？是从自己考进了大学父亲却笑得一脸愁苦开始？还是从父亲无论如何要买现在这套洋房开始？

他卖了铺子，卖了另外两处房子，卖了乡下的五十亩水田，后来又买了三十亩，换来钱干了什么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记账，最后都说不清楚，有时临时借了钱连字据也没有，仿佛对方来要债是空口一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等她管账，她就知道，她父亲裴中衍临死前做的最对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买了现在这套洋房。够大，够漂亮，够安全，法租界，凡尔登花园。

万不得已，她终归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亲当时也许没想过这一点，也许也想过，她不知道了。因为买完这套房子，回来和母亲一说，说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后死在总去的长三堂子里。

从出生到父亲去世，父女相处的时光稀少短暂，父亲做的种种事，对自己做的是好是坏已经说不清了。仿佛随着时间流逝、世事剧烈变迁，小时候他带给自己的快乐也逐渐消散，年少时他带给自己的伤害也逐渐隐退。现在只剩下她和母亲了。对于母亲，她心里是那样复杂，有深刻难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脉就成了父亲留下来的还债者——也有一桩一件的埋怨，还有太多难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亲这样那样，又舍不得母亲不这样那样，一定是小时候不曾学会说出口，现在就只懂得把眼泪往肚里咽。

从小如此，长大如此，呼吸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许——她望向窗外的阳光——唯一快乐过的时光，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怎么想都是这样。那天是轰炸，她还和汤玉玮在一起，于是甚至都不觉得轰炸可怕了。而父亲去世的那天，那是个平静的热天，她还在上学，还获得表扬了，可因为又是自己一个人了，这重担掉下来，她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汤玉玮，那个玉雕的人儿。后来再没有汤玉玮的消息了，只记得是去了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不知道现在她好不好？

眼下，汤玉玮不在西雅图，不在华盛顿不在费城不在旧金山，不在她本该在的纽约晨边高地，不在任何一个裴清璋会知道、来日会烂熟的美国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尔登大戏院，把采访用的纸笔放回包里，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带，视线越过马路牙子下停着的大小车辆，左顾右盼，穿越重重车流，往街道对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戏院的大门，窗棂虽然很中式，可阳台和立面总让她想起西部电影，想起美国西部那些手持□□、满嘴嚼烟草的牛仔，想起那种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从腰间拿起来，又快又准。

想来，二十六年的时候，周信芳就在这儿一口气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遗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气节！然而现在，歌舞升平依旧，叫人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人间。

要不是她知道，她简直要怀疑那些日本人来了上海也会被远东巴黎的纸醉金迷给吞没、忘了大东亚的重重美梦。

敲碎他们的梦需要凶狠的铁锤。

穿街过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侧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个记者，跑得快是应该的。但她只是一个侧身走进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处的咖啡馆，里面除了顾客全是礼貌的白俄。她是熟客，进去落座，金发的俄国侍应生上来用上海话问点单，她用英语点拿铁。等他离去，她从包里拿出铅笔和信笺纸，开始写稿。这是她的专长，善于写，写得很快，这里是她的西部，她是在这里做到又快又准的。她不需要相机，通过文字就能呈现画面。要是给了她相机——那要看当天是哪一家报馆这样慷慨——给她双份的工钱都算是便宜。

今天这家是《剧场新闻》，没什么钱，但是汤玉玮喜欢他们。后台有什么，观众怎么想，她永远能把握好剧场的神秘与解密之间细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条丝线，而《剧场新闻》也从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来，她快速地抬头微笑着说一声谢谢，又立刻低下去盯着稿纸，十分忙碌的样子。未几又从包里取出香烟和火机，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点，火光不如红唇来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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