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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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子，我是齐辞。”齐辞走到近前时，心情已经平复了许多，但看到墓碑上椭圆形的照片时，仍旧哽咽了。　　她放下了东西，手揣进上衣兜里又很快拿出来，然后拍了拍腿，又重新放回兜里，许久才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超子，妹妹来看你了。”　　齐辞仍然记得08年地震发生后，她一遍遍拨着王超的电话，张启明也一样。电话从长久的无人应答到最后彻底的关机，她的心也跟着一同沉底碎裂。　　如果知道毕业离校那天的拥抱是两人今生最后一次拥抱，她又怎么会轻易松开呢？　　齐辞把带来的水果、肉和酒摆好，又给王超点了支烟，然后坐在石阶上同王超聊起各位旧友的现状，就好像大学时候两人坐在一起吃饭时那样，她总是在说，而王超总是安静听着。从不打断，也从不反驳。　　他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喜欢走在齐辞身后，看她笑啊、闹啊，听她唱着五音不全的歌曲和她自己都觉得不着调的“胡言乱语”。　　整个下午，除了守墓人偶尔出现在坡下看看她，再没有其他人出现过。天色擦黑时，齐辞终于起身。　　“超子，再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可不擅长道别啊。”齐辞吐出最后一口烟，吸了吸鼻子，“那就这样吧，走啦！”　　临走前，她把王超的墓碑打扫干净，然后没有再回过头。　　后来的日子，她又走进了光华璀璨的沿海都会，心血来潮，通过乐手网络，隐去背景，纯粹以“会打鼓的旅人”身份，在一家知名清吧顶班。也会在某个角落，沉默地喝光了一杯又一杯当地人自酿的的苞谷酒。　　她的世界偶尔也会开始摇晃、溶解。看过的山海，敲过的鼓，账户里安稳的数字，似乎瞬间失效。只剩下一个被孤独浸泡得无比脆弱的灵魂。记忆碎片汹涌袭来：告别安守穗时女人欲言又止的那些话，爷爷下棋时得意的挑眉，会议室里最后熄灭的那盏灯，甚至故乡清晨那碗总是太烫的粥，还有她仍旧会想起的那个女人她将额头抵在冰冷粘腻的木桌上，肩膀难以抑制地颤抖。周围是热闹的谈笑，无人察觉这个角落的无声塌陷。　　然后她又重新拾掇好心情，抱着平安，躲进某个小旅馆，睡上一夜。次日再被头痛唤醒。阳光刺眼。她静静躺了很久，然后起身，有条不紊地给平安准备食水，给自己泡杯浓茶。　　午后，她将行李装回她的越野车，洗净脸，戴上墨镜。发动机发出沉稳的轰鸣，载着她和她的猫，再次汇入无尽公路。后视镜里，昨夜那个崩溃的自我迅速远去，缩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　　脸上可能还有痕迹，但眼神已重归平静。她摇下车窗，让旷野的风猛烈地灌入胸前，吹散最后一点颓靡。　　旅程继续。　　车轮的轨迹在地图上不知不觉连成了蛛网，里程表默默翻过数万公里。越野车身上多了戈壁石子亲吻的凹痕，雨林泥浆干涸的印记，以及海风赠予的、难以擦净的淡淡盐渍。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她与疲惫的货车司机共享一支烟，对方说起家中待考的孩子，眼里有千斤重担；在边陲小镇的简陋饭馆，沉默的牧羊老人将干硬的饼蘸了热汤推给她，粗糙的手势胜过万语千言；她也曾在一线城市的咖啡馆，听邻座穿着精致套装的年轻女孩压低声音对着电话崩溃，像极了当年的自己；也曾在西北某个尘土飞扬的村口，看着几个孩童追一个破皮球，笑声却清亮得震落白杨树上的灰尘；而最令她难忘的，是空旷的大兴安岭雪夜里，她抬头望见的满天星。　　她与一些人交谈，听他们的骄傲、无奈、思念与梦。对更多人，她只是安静地旁观，像一个善意的幽灵。她见过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坚韧，也见过在繁华中溺毙的虚无。每一种生活都如此具体，如此不容分说，将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形状。　　这些庞杂的、鲜活的、无关乎对错的生命样本，被她的相机框取，又留在身后。但正是这无数的“经过”，像涓涓细流，无声地冲刷着她心中那块名为“自我”的顽石。　　她开始懂得，人生并非只有攀登一种姿态，也有固守、有漂泊、有沉默的扎根。她曾为之痛苦的那些“失去”与“未得”，在这些更广阔、更沉重的生存现实映照下，逐渐褪去了那层过度自我聚焦的惨淡釉彩，显露出其本来的模样——那只是生命万千可能中，一些已然流过的路径。　　平安在副驾上打了个哈欠，换了个姿势继续安睡。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而她的内心，却在经历过这许多他人的风雪与晴日后，生出了一片更开阔、更平和的土地。过去未曾放下的一切，似乎是被这片土地温柔地抚摸，成为了某种滋养，而不再是刺。　　数万公里的漂泊之后，她的车轮最终停在了一片土地贫瘠、被群山紧紧环抱的角落。这里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却让她感到一种奇异的、骨髓深处的熟悉——仿佛她跋涉万里，只为回到这个从未抵达过的地方。　　贫穷以最原始的方式呈现在她眼前，这里有土地本身焦渴的裂痕，有房屋墙壁上巨大的缝隙，有孩子们眼中过早出现的茫然。水是珍贵的，电是时有时无的，日子像山间的石头，粗糙，坚硬，循环往复。　　她那辆布满征尘的蓝色越野车，和在颠簸山路上咆哮的山民们的旧摩托车，成为了连接这里与外界最关键的交通。　　距离这里最近的一所学校，在七公里外的另一个行政村。那是这片山区十几个自然村寨唯一的教学点，一所典型的、在“撤点并校”后勉强保留的村小。几间老旧的平房，一位年近退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校长，以及三位同样来自本地的代课老师。三十几个年龄不等的孩子挤在一两间教室里，进行着复式教学。　　她先是以一个“过路的考察者”身份，找到了当地乡政府和县教育局。出示了自己的身份和资信证明，表达了希望对这所村小进行“定向教育捐赠”的意愿。她还主动提出希望成为一名志愿者。　　于是，在工程队进驻的那些日子里，她开着车，帮忙运输材料，协调琐事。当焕然一新的校舍出现，当孩子们父亲　　山里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疑，空气里还缠着去冬的寒气。那天下午，齐辞带着两个学生到山峦上找信号，这次轮到这两个孩子给外出务工的父母打电话了。通话结束后，两个孩子一前一后坐上了摩托车，她正要出发，口袋里那个信号时断时续的老旧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齐朝。　　这些年联系寥寥，上一次通话，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走到更高一点的地方接了起来。信号不好，电流声滋滋作响，哥哥的声音从遥远的城市传来，带着属于成年男人的低沉，却掩不住底下那丝陌生的慌乱。　　“小辞。”他叫了一声，停顿了很久，久到齐辞以为信号断了，才听到他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发哽，“咱爸今天早上，走了。心梗，很快，没遭罪。”　　齐辞握着手机，抬眼望向远处层叠的、青灰色的山峦，一时间，竟觉得电话那头诉说的事情，和眼前这片看了多年的景致一样，遥远得不真实。　　听筒里，哥哥还在断断续续地说着，那些具体的字句齐辞听得有些模糊，只有一个认知清晰地浮上来：那个会因为她坚持去外地工作而摔筷子，会在电话里计算借给她首付需要打多少欠条、利息几何，会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积蓄填进儿子婚房里的父亲，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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