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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俊乂密勿 jun yi 多士寔宁 shi ning（第1页）

俊乂密勿junyiiduu，多士寔宁duoshishing。是对中国古代“贤才治国”理念的高度凝练。“俊乂（junyi）”指德才兼备的贤士，“俊”侧重才智卓越，“乂”强调品行端正，《尚书?皋陶谟》载“俊乂在官”，最早将二者联用指代治国贤才；“密勿”意为勤勉笃实，《汉书?刘向传》“密勿从事，不敢宣怠”，形容贤才兢兢业业履职；“多士”即众多贤才，《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早已将“多士”与“国家安宁”绑定；“寔宁（shing）”中“寔”为“确实、实在”，“宁”指天下安定，意为“贤才群体是国家真正的安定根基”。

这八字命题并非孤立的道德劝诫，而是周兴嗣基于南朝士族政治弊端的反思——梁武帝时期虽文化兴盛，但士族垄断官场、贤才被压制，导致朝政腐败。周兴嗣借“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既回溯先秦至汉唐“重贤兴邦”的历史经验，也暗劝统治者“广纳贤才、激励勤勉”。其核心逻辑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依赖君主个人英明，而依赖“贤才群体的持续勤勉作为”，这一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共识。

一、“俊乂”的内涵：古代贤才的三重标准

“俊乂”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中国古代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德、才、责”三位一体的贤才标准。这一标准随时代演变不断丰富，但核心始终围绕“适配国家治理需求”展开，可从先秦奠基、汉唐完善、宋明深化三个阶段解析。

先秦奠基：“德才并重，以道统政”

先秦是“俊乂”标准的起源期，诸子百家虽政见不同，但均以“德才兼备”为贤才核心：

儒家：以“仁”为德，以“礼”为才

孔子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主张贤才需兼具道德修养与治国能力：“德”的核心是“仁”，即“爱人”“克己复礼”，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以道德纯粹为贤；“才”的核心是“礼”与“政”，即通晓周礼、擅长治民，如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实务能力为贤。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将“俊乂”与“仁政”绑定，认为贤才是推行“制民之产”“教民孝悌”的关键力量。

法家：以“公”为德，以“术”为才

法家虽轻道德，但并非无“德”标准：商鞅提出“利国、利民、利君”为“公德”，反对“私德”（如儒家的“孝悌”），认为贤才需“去私行公”，如吴起“杀妻求将”虽违私德，但因“治军严明、强魏弱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被法家视为“俊乂”；“才”的核心是“术”（治国之术）与“法”（制度建设），如韩非主张贤才需“明法审令”“循名责实”，能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富国强兵”。

墨家：以“兼”为德，以“技”为才

墨家以“兼爱”“非攻”为核心“德”标准，主张贤才需“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墨子?兼爱中》）；“才”的核心是实用技术与治理能力，如墨子本人“巧传则求其故”（《墨子?经上》），擅长制作守城器械，其弟子多为“农与工肆之人”，因“能耕稼树艺”“能治皮革”（《墨子?尚贤上》），成为墨家认可的“俊乂”。

先秦的“俊乂”标准，本质是“适配诸侯争霸需求”——无论是儒家的“仁政贤才”、法家的“法治贤才”，还是墨家的“实用贤才”，均以“解决乱世治理问题”为核心，为后世贤才标准奠定了“德才结合、务实导向”的基础。

汉唐完善：“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汉唐是大一统王朝时期，“俊乂”标准从“乱世求才”转向“治世选贤”，形成“经世致用、礼法兼顾”的特征，且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科举制）固化为具体标准：

汉代：“孝廉”为核，“经术”为基

汉代以察举制选拔贤才，核心科目是“孝廉”，这是“德”标准的制度化：“孝”指孝顺父母，“廉”指廉洁奉公，如董仲舒“居家推孝，乡党推廉”（《汉书?董仲舒传》），因“孝廉”被举荐为博士；“才”的标准是“经术”（儒家经典）与“吏能”（行政能力），如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既通经术，又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的贤相，体现“礼法兼顾”的“俊乂”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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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德行为先，才艺为次”

唐代科举制初步完善，《唐六典》明确科举选官标准：“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看似重“才”，实则“德”为前提——考生需先通过“乡贡”审核，由地方官考察“德行敦厚、节义可称”（《通典?选举二》），如狄仁杰“举明经，授汴州判佐”（《旧唐书?狄仁杰传》），不仅“判事精明”，更因“犯颜直谏”“体恤百姓”，成为武则天时期的“国之柱石”，是唐代“德才兼备”俊乂的典范。

汉唐的“俊乂”标准，突出“适配大一统治理需求”——既要通过“德”（孝廉、德行）维护社会伦理与皇权稳定，又要通过“才”（经术、吏能）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政务，选官制度的完善使“俊乂”从“理想人格”变为“可选拔、可任用”的治理力量。

宋明深化：“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宋明理学兴起后，“俊乂”标准进一步深化，将“德”从“外在行为”转向“内在心术”，强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大学》），形成“心术为要、家国同构”的特征：

宋代：“存天理，灭人欲”为德，“格物致知”为才

朱熹主张贤才需“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将“德”定义为“内心的天理纯净”，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其“德”不仅是廉洁奉公，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内心格局；“才”的核心是“格物致知”，即通过探究事物原理获得治国智慧，如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以“经术济世”的才能推行变法，虽争议颇多，但仍被宋代士大夫视为“俊乂”代表。

明代：“知行合一”为德，“务实致用”为才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德”与“行”统一，贤才需“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如海瑞“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不仅“廉洁”（德），更以“冒死上疏”（行）践行良知；“才”的标准是“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如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明史?徐光启传》），编着《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将西方科技与中国实际结合，成为明代“实学贤才”的典范。

宋明的“俊乂”标准，本质是“适配君主专制强化需求”——通过“心术”标准强化对贤才的思想控制，同时通过“家国同构”将贤才的个人理想与王朝治理绑定，使“俊乂”成为“忠君、忧国、利民”的统一体。

二、“密勿”的实践：贤才群体的治国作为

“密勿”即勤勉笃实，是“俊乂”从“理想标准”转化为“治理实效”的关键。中国古代贤才群体的“密勿”实践，并非单一的“努力工作”，而是围绕“政治稳定、经济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四大核心领域，形成系统性的治理行动，不同朝代的贤才群体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勤勉务实”的本质一致。

政治治理：勤勉辅政，革除弊政

政治领域的“密勿”，核心是“辅佐君主、整顿吏治、化解危机”，贤才群体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勉，将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维护政治稳定：

汉代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的后勤之勤

萧何作为刘邦的丞相，其“密勿”体现在“务实后勤”与“制度建设”：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数失军遁去”，萧何始终“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史记?萧相国世家》），不仅“转漕给军，未尝乏绝”（勤勉保障粮草），还“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勤勉构建制度）；刘邦称帝后，萧何又“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奠定汉代法律基础。史载萧何“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甚至“贱买民田宅数千万”以自污名节，避免刘邦猜忌，其勤勉既为汉朝稳定奠基，也体现“俊乂”的政治智慧。

唐代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辅政之勤

房玄龄为唐太宗宰相，其“密勿”体现在“细致辅政”与“人才选拔”：贞观年间，房玄龄“夙兴夜寐，尽心竭节”（《旧唐书?房玄龄传》），每次上朝“必言于上前，退而削草，类皆焚之”（勤勉处理奏章，且不留底稿以防泄密）；他还主持修订《唐律疏议》，简化刑法，使“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新唐书?刑法志》）；更重要的是，房玄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先后举荐杜如晦、褚遂良等贤才，形成“贞观之治”的贤才群体。唐太宗评价其“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实则源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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