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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6章 魏謩 世孙魏謩绰有祖风（第1页）

公元793年，唐德宗贞元九年，魏謩降生在同州澄城，也就是今天陕西澄城一带。

距离先祖魏征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盛世，时光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多年。大唐早已不是那个四方来朝、君臣相得的黄金时代。安史之乱留下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势力逐步渗透朝堂，绵延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在悄悄酝酿，未来将会把整个文官集团撕扯得四分五裂。

魏謩，字申之，是魏征的五世孙。

提起魏征，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年间，魏征犯颜直谏，匡扶朝政，成为千古第一诤臣。可这份显赫的祖先光环，并没有直接转化成魏氏后人的仕途快车道。

魏征去世之后，曾经也遭遇过风波。唐太宗后期听信谗言，推倒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魏家一度遭到冷遇。虽然后来帝王幡然醒悟，重新恢复礼遇，但几代人流转下来，家族门第早已不复往日荣光。到魏謩出生的时候，魏家只是普通官宦人家，算不上高官显贵，没有可以直接拿来铺路的门荫特权，想要走入仕途，依旧要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道路。

魏謩的父亲魏冯，史料当中留下的记载寥寥无几，没有身居高位的记录。祖上的荣耀，更多留存在家中旧书卷、长辈口口相传的往事里。魏謩从小听长辈讲起先祖魏征的故事，听闻他不惧帝王盛怒，敢于实话实说，纠正朝堂得失。这种家风，早早刻进了魏謩的骨子里。

但少年时代的魏謩，并没有靠着“魏征后人”这块招牌得到什么特殊优待。和唐代千千万万普通读书人一样，他埋首经史，苦读诗书。他身材魁梧，容貌俊伟，生来就有一种端正刚毅的气质，性格沉稳，读书不追求浮华辞藻，格外看重史书当中治国理政、君臣得失的道理。

贞元、元和年间，唐王朝有过短暂的元和中兴。可藩镇问题、宦官专权的病根没有根除。朝堂之上，文官集团派系慢慢成型，官员们互相抱团，党同伐异。读书人的前途，很多时候不看才干，要看站在哪一边。

少年魏謩冷眼旁观这一切。先祖魏征的立身准则深深影响着他：做官为的是国家社稷，不是依附某一派权贵换取前程。

岁月流转，时光走到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四十一岁的魏謩终于考中进士。

在唐代，四十多岁考中进士，算不上少年得志。很多才子二十出头便金榜题名，风光无限。魏謩起步很晚，没有捷径可走。进士及第只是一张入场券，不能直接授官。恰好当时杨汝士出任同州刺史，欣赏魏謩的才学与家世，便将他召入幕府，担任防御判官、长春宫巡官，兼任秘书省校书郎。

这是魏謩人生第一份正式差事。在同州幕府，他处理文书，整理典籍，处理地方细碎公务。俸禄微薄，事务繁杂，却给了他接触现实政务的机会。他做事严谨，遇事有主见，不会一味顺从上司心意，杨汝士越发看重这个魏征的后代。

没过多久，杨汝士被调回长安，升任户部侍郎。此时在位的是唐文宗李昂。

唐文宗是晚唐一位很特殊的皇帝。他厌恶宦官专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十分仰慕贞观时代的风气。他反复阅读《贞观政要》，每每读到魏征直言进谏辅佐太宗的段落，总是心生向往。于是专门下诏书，在天下寻访魏征的后裔，希望能够找到如同先祖一般敢于直言的人才，辅佐自己治理天下。

杨汝士抓住这个机会，向文宗郑重举荐魏謩。

太和九年十月，已经四十一岁的魏謩，就此得到朝廷任命，入朝担任右拾遗。右拾遗，属于谏官，品级不高，职责就是专门规劝皇帝、评议朝政得失。这个岗位，简直就是为魏謩量身定做的。

见到魏謩本人，看他身姿魁伟，谈吐正直恳切，唐文宗内心十分欣喜。他当着一众宰相说出一番话：昔日唐太宗得到魏征，弥补朝政过失，成就贞观美政。如今我得到魏謩，遇到难以决断、是非模糊的事情，他一定能够竭尽直言。我不敢奢望重现贞观盛世，但至少希望凭借他的规劝，让我少犯过错。

天子把他比作当世魏征，这份期待，既是莫大的荣誉，同样也是沉重的枷锁。朝堂之上，无数双眼睛盯着他。有人期待他复刻先祖风采，也有人等着看他名不副实，看魏征后人摔跟头。

刚刚踏入长安的魏謩，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一场惊天政变骤然爆发，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十一月，唐文宗和李训、郑注谋划铲除宦官集团。计划彻底失败，宦官大开杀戒，朝堂血流成河。大量朝臣惨遭屠戮，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宦官掌握生杀大权，皇帝形同被软禁，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很多官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求保全性命。

在这样恐怖压抑的大环境之下，谏官这个职位，瞬间变成高危岗位。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很多谏官选择闭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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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魏謩，偏偏没有选择明哲保身。

甘露之变过后，参与事变被诛杀的宗室李孝本，他的两个女儿按照律法被罚没入宫。唐文宗见到两个女子，打算把她们留在宫中。这件事做得不算光彩，满朝大臣心里清楚，却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拦。皇帝刚刚经历甘露之变的挫败，情绪本就压抑，谁也不想触怒天子，惹来宦官猜忌。

唯独魏謩，直接上奏疏直言劝谏。他引述礼法，点明李孝本是宗室，他的女儿等同于皇帝的同族，留在后宫，于礼法不合，恳请陛下将二人放出宫去。

奏疏递上去，文宗看完，心中五味杂陈。他明白魏謩说得有理有据，没有私心，最终听从劝谏，下令把两名女子送出皇宫。为了表彰魏謩敢于直言，文宗下诏书公开褒奖他，将他比作先祖魏征，提拔他为右补阙，依旧担任谏官，专门负责议论朝政得失。

在人人缄口的甘露之变之后，魏謩，打响了自己在晚唐朝堂的名声。

开成年间，魏謩在谏官岗位上，一干就是数年。

谏官不好做。进谏，意味着要反驳皇帝的想法，要得罪手握实权的大臣，还要对抗宦官集团。晚唐的朝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说话稍有不慎，轻则贬官流放，重则性命不保。很多谏官学会了察言观色，专挑不痛不痒的小事发言，重大问题闭口不谈。魏謩却反其道而行，但凡看到政令有问题，律法遭到破坏，不管对方是皇帝宠信之人，还是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他都要站出来说话。

当时，经略使董昌龄诬陷杀害参军衡方厚，犯下冤案。事发之后，朝廷仅仅将他贬为溆州司户，没过多久又打算改授峡州刺史，还要让他继续治理一方百姓。

这件事，明显是徇私枉法。一个制造冤案害死下属的官员，短暂贬谪之后，又要重新出任地方长官。朝中不少大臣知道内情，可是董昌龄背后有人打点，大家都不愿招惹麻烦。

魏謩直接上书坚决反对。他说，帝王赦免有罪之人，也要分情况，故意杀人的罪责，不能够随意宽宥。董昌龄无辜害死衡方厚，如今轻易得到宽恕，天下内外都会觉得法律被歪曲。如果再授予刺史，让他继续治理百姓，会扰乱国家宪章，伤害天下人心。

在魏謩的极力抗争之下，朝廷最终收回成命，把董昌龄改任洪州别驾，没有再给他一方州府的治理大权，一桩险些蒙混过关的冤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还有一回，教坊之中有一名乐工，擅长谱写新式乐曲，很得唐文宗喜爱。皇帝一时高兴，打算授予他扬州司马的官职。司马这个职位品级不低，属于地方重要佐官，按照制度，不应当授予伶人乐工。

不少大臣觉得不妥，但是皇帝心意已决。宰相甚至私下叮嘱一众谏官，不要再对此事发表意见，免得惹皇帝不快。其他谏官纷纷沉默，唯独魏謩坚决不肯妥协，反复上书争辩，认为不可以把地方官职随便授予乐伎伶人。

几番力争之下，文宗不得不做出退让，把这名乐工的官职降为润州司马。这件事足以看出，魏謩做谏官，不会看宰相脸色行事，只要制度法理不对，哪怕是皇帝的偏爱，他也要据理力争。

后来，魏謩升任起居舍人。起居舍人的职责，是专门记录皇帝一言一行，写成起居注，留给后世作为借鉴。

唐文宗想要调取起居注翻阅查看。自古以来，起居注的原则，就是史官如实记录帝王善恶得失，皇帝本人不能随意翻看，以此保证记录客观公正。文宗想要看一看史官笔下如何记载自己。

魏謩当即拒绝。他向皇帝解释：古代设立左右史，就是专门记录帝王言行，好事会如实书写，过失也不会回避，以此作为后世的警戒。如果陛下可以随意翻看，那么以后史官下笔，心中便会有所顾忌，不敢如实记录，善恶得失就无法流传后世。

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文宗听完，只能就此作罢，不再索要起居注。

很多人身处魏謩的位置，得到皇帝赏识，又顶着魏征五世孙的光环，完全可以顺着皇帝心意说话，安安稳稳博取美名。可魏謩不一样，他分得清楚职责边界。做谏官的时候，他知无不言；做史官的时候，他坚守史官的底线，绝不因为帝王的喜好歪曲记录。

唐文宗曾经对魏謩说，如果我做事有不妥当之处，你不要顾虑，尽管上奏议论。魏謩回答，过去我身为谏官，理当直言进谏；如今我的职务是记录言行，不该越职干预，不敢逾越自己的岗位去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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