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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1章 李绅 悯农一诗照尽浮沉（第1页）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安史之乱结束第九个年头。

偌大唐王朝表面恢复了太平，可藩镇割据的隐患已经深深扎进帝国肌体，江淮江南虽然远离北方战火，苛捐杂税依旧层层叠加，普通百姓依旧活得十分艰难。就在这一年，李绅降生。

李绅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也就是今天安徽亳州。李家并非普通平民，往上追溯，他的高祖父李敬玄，在高宗、武后时期官至中书令，是堂堂当朝宰相，封赵国公，算得上曾经显赫的名门望族。只是世家荣光早已时过境迁，到李绅祖父、父亲一辈，已经慢慢衰落。父亲李晤辗转做过金坛、乌程、晋陵几地的县令，品级不高，全家便随着父亲的任职，迁居润州无锡，也就是如今江苏无锡一带定居下来。

可惜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李绅年仅六岁，父亲便撒手人寰，家道骤然中落。

一个失去男主人的官宦家庭，没有了俸禄来源，日子迅速陷入窘迫。抚养教育李绅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卢氏身上。卢氏知书通经，家中条件再艰难，也不肯荒废儿子的学业，亲自在家教授李绅儒家经义，诵读诗书典籍。

失去父亲庇护，少年李绅过早见识人间冷暖。家族旧日的光环已经起不到多少庇护作用，人情世态的炎凉，小小年纪的他便已经体会。等到十五六岁，家中供给愈发拮据，为了安心读书，李绅跑到无锡惠山寺，借寺院的环境刻苦研习经史诗文。

惠山寺山林清幽，泉水潺潺，却是清苦的读书场所。他没有充足钱财，有时候读书缺少书卷，只能悄悄翻阅寺院里面的佛经典籍，借着上面的文字磨炼文笔，还曾经因为私自翻看藏书遭到寺中管事僧人的斥责羞辱。

后世史书形容李绅的外貌，写他身形矮小，但是为人精明强悍，气度刚毅，时人还给了他一个外号，唤作“短李”。个子不高，胸中却藏着一股不肯屈服的锐气。少年的他常常走出寺院，走到无锡乡野田间。江南水田劳作辛苦，盛夏烈日之下农夫躬身耕耘，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却未必能够吃饱肚子。

这些田间亲眼所见的画面，深深烙印进少年李绅的脑海，为后来那两首震动千古的《悯农》，埋下最早的种子。

读书之余，李绅也四处漫游江南。太湖沿岸的村落，水乡百姓的悲欢，官府赋税带给农户的重压，他都一一看在眼里。他不是养在深宅大院不知民间疾苦的贵家子弟，苦难的现实，实实在在撞进他的眼睛。可此时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少年，纵然心中满怀感慨，也只能落笔于诗文，没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唐代寒门士子，想要实现抱负，科举几乎是唯一出路。惠山寺数载苦读之后，青年李绅收拾行囊，踏上奔赴科举的漫漫长路。唐代科举艰难无比，每年应试者数千，能够登科者寥寥数十人。李绅多次奔赴考场，接连落第，在京城与江南之间来回奔波，饱尝举子的困顿。

漂泊的岁月里，他见过京城权贵的奢华宴游，转头又看见街头百姓的饥寒流离，巨大的落差不断冲击着他的内心。漫长的等待，一直熬到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十五岁的李绅，终于进士及第，拿到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考中进士之后，朝廷最初授予他国子助教一职。国子监助教，负责教导生员，工作安稳清闲。可李绅志不在教书，他渴望到更广阔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毅然辞官，向东返回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打算在江南寻找机会。

当时镇海节度使李锜驻守金陵。李锜手握一方兵权，为人骄横跋扈，心中早有割据谋反的野心。他听说新科进士李绅才名在外，便将李绅召入自己幕府，聘为掌书记，负责为自己草拟文书奏章。

刚刚踏入仕途的李绅，立刻撞上一场生死危机。

李锜一心图谋反叛，打算脱离朝廷管制，便逼迫李绅为自己起草对抗朝廷的檄文。刀就架在脖子边上，李锜以死亡相威胁，逼迫他执笔。生死关头，李绅没有屈服，坚决不肯动笔。李锜反复威逼利诱，李绅始终严词拒绝，几番激怒李锜，直接把他投入牢狱，准备寻机将他处死。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朝廷发兵讨伐李锜，李锜叛乱迅速失败伏诛。身陷囚牢的李绅得以获救。面对朝廷的嘉奖，李绅没有刻意夸耀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淡然把这一切归结于读书人的本分。这件事传到长安，朝廷十分欣赏他的风骨，征召他前往京城，授予右拾遗，李绅正式踏入中央朝堂。

从惠山寺苦读的孤苦少年，到刀架脖颈不肯附逆的幕僚，青年时代的李绅，身上满是读书人的刚烈与理想主义。他带着江南田野赋予他的悲悯，带着一腔想要匡扶世道的热血，走进风云诡谲的长安。只是他还不知道，这座辉煌帝都的朝堂，远比刀架脖颈的威胁更加复杂，持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张开巨大漩涡，将要裹挟他往后全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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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李绅来到长安任职右拾遗。拾遗官职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向皇帝上书谏言的权力。李绅恪尽职守，频频上书议论朝政得失，针砭时弊。

此时的中唐诗坛，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诗歌变革。安史之乱之后，很多文人写诗，一味追求辞藻绮丽，堆砌典故，通篇写风花雪月，却对民间现实视而不见。一部分有良知的读书人对此深感不满，希望诗歌重新回归现实，记录世间疾苦，以此讽谏朝政。

李绅就是这场变革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人物。

在京城，李绅和元稹交往密切。他有感于当下社会种种弊病，率先创作二十首《乐府新题》，全部以现实社会为题材，写农夫劳作、赋税盘剥、征戍离别、市井悲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以“新题乐府”命名的一组诗作，开启新乐府运动的源头。可惜这二十首《乐府新题》后来全部散佚，没有完整流传到今天。

他把这二十首诗拿给元稹阅读。读完李绅的作品，元稹深受触动，当即跟着写了十二首和诗。后来白居易接过这面旗帜，扩写五十首，定名《新乐府》，响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运动就此轰轰烈烈铺开，张籍、王建等大批诗人纷纷响应，汇成中唐文坛一股浩浩荡荡的现实主义洪流。

换句话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最早的发起者。我们后世大多记住元稹、白居易，却常常忽略，这场影响文学史的诗歌革新，最早的火种，出自李绅之手。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李绅写下流传千古的《悯农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文字朴素到近乎白话，没有晦涩典故，没有华丽修饰。千百年之后，几乎每一个孩童都会诵读。可很少有人仔细读懂诗句背后的残酷现实。天下的田地全部耕种，没有一寸土地闲置，年年都有收成，依旧还有农夫饿死。不是土地不产粮食，是沉重赋税，夺走了劳动者全部收获。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感慨，是少年时代行走江南乡野，亲眼目睹的人间现实。写下这两首诗的时候，李绅身在繁华京城，心中挂念的依旧是烈日之下耕耘的农人。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登基。穆宗欣赏李绅的才学与风骨，将他召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同一时期，李德裕、元稹也同在翰林院中任职。三个人才学出众，政见相近，彼此惺惺相惜，朝堂之上，世人将他们三人并称为“三俊”。

翰林院是皇帝近臣，身处权力核心，掌管草拟内廷诏书，距离皇权极近，是朝堂官员进阶的快车道。

只是荣耀背后，风险随之而来。此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后世称为牛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后世称为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人事任免、政策取舍，处处带着派系烙印，几乎整个朝堂官员，都被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当中，想要完全置身事外，几乎不可能。

李绅和李德裕私交极好，政治立场高度一致，自然而然归入李党阵营。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升沉荣辱，便和党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长庆元年，李绅升任司勋员外郎、知制诰。长庆二年，越级提拔为中书舍人，依旧保留翰林承旨学士的身份，皇帝诏书，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圣眷正浓，仕途一路走高。

风光无限的同时，政敌的算计已经悄然布局。当时牛党领袖李逢吉一心想要把李德裕、李绅排挤出中央。他想方设法构陷元稹，先把元稹罢去宰相职位，赶出京城，接着把矛头对准李绅。

长庆四年，唐穆宗骤然驾崩，唐敬宗继位。敬宗年纪尚轻，刚刚登基，根基不稳。李逢吉抓住机会，编织一套说辞，在新皇帝面前诬陷李绅，说李绅当初并不支持拥立敬宗为太子，甚至上书建议改立其他藩王。年轻的敬宗信以为真，心中对李绅生出极大嫌恶，一道诏令，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端州，就是今天广东肇庆，在当时属于偏远蛮荒的岭南之地。

一纸贬书，昨日还在翰林院内草拟圣旨的近臣，转瞬就被驱赶到万里之外的岭南。没有辩驳的机会，来不及向皇帝当面解释，李绅只能收拾行装，踏上南下贬谪之路。

岭南路途遥远，瘴气弥漫，贬官至此，很多人往往再也不能回到中原。李绅这一贬，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命运的转机来得充满戏剧性。过了一段时间，唐敬宗整理穆宗旧物，在皇帝从前的密匣当中，翻到大量封存的奏折。其中就有李绅当年的奏章，奏章之上，李绅前后三次上书，极力主张拥立如今的敬宗继承大统，字字恳切，和李逢吉口中的说辞完全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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