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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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6章（第1页）

然后是何六。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她的事情。她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唯一的起因（最多再加上安禄山——杨相公和张将军都得靠边站），和最主要的动力。有一位读者在回复里说，何六和谁在一起，都会消减她的美好。诚哉斯言！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我只能祝福她。本书避免使用“胡乱”之类词语，这是我作为作者对她的一点心意。至于薛嵩……我前几天，准确来说是7月13日，去了夏县的司马光墓和薛嵩墓。薛嵩的神道碑在庄稼地里，四面都栽满了苗。禾苗从四面逼近碑亭的台阶。碑亭是新砌的水泥结构，里面是小鸟的快乐老家，鸟叫声嘹亮无比，神道碑的座上全是鸟粪。碑亭的后侧门洞里，有一只死鸟的尸体。我在碑亭周围待了许久。薛嵩的封土堆，我是快要离开时才找到的，封土前没有任何标识，附近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坟头，都是当地村民的，可见那边的风水应该很好。除此之外，到处是庄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路上我摸出手机搜索，发现薛嵩神道碑的拓片在网上卖1700块左右。怎么说呢？这就是黍离之悲吧。夏县的村民们，也不知道这里葬着的人是谁。我说，您知道薛仁贵吧？他说知道。我说，薛嵩是薛仁贵的孙子，也是《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他说，这我就明白了！所以，我在文中写到的薛嵩对祖父的崇敬，和他自觉埋没在祖父光辉里的隐痛，委实不为无理啊。）如我借何六之口表达过的那样，武人集团是一体的。但薛嵩这种“唐室功臣之后”，和安禄山、张忠志这种寒微出身的武士，必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薛嵩在我心中，代表着武人集团的一致性和“家族传承”之间的某种撕扯。这种撕扯，和何六所感受到的撕扯，自然也不是一回事。此外，还有很多史料取舍裁剪方面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说出来了，也不会回复相应的评论。写历史小说，如同变一个大家都能猜到其原理的魔术。但身为作者，毕竟不好直接把幕布掀了。请大家谅解。下面来说说我在本文的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吧。在语言方面，我花了较大的心力。有些词汇、典故和成语在文中的年代以后形成，而且有明确的特点或来历，比如“推敲”“强度”，比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胸有成竹”，我会尽量避免使用。仅仅避免现代词汇是不够的——我也会避免使用明清色彩太重的词汇。“古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范围。语言是在演变的，时代风貌也是在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不能接受在中古（大致汉末到唐宋）背景的作品里，看到明清气质浓厚的语言或场景。在写对话时，我有时会打开“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或者台湾“中研院”的汉籍数据库，把原典检索的年代范围限定为“隋唐五代”，检索一下我要使用的词，看看它的使用频率究竟如何。如果这个词在这段时间的文献里从未出现过，或只出现一两回，且语境与我所以为的不大一致，我就会考虑换一个更稳妥的词。这种标准注定不可能贯彻全篇，落实到每一处字句。举个例子，唐朝人不用“们”字，但我不能为了追求中古汉语的氛围，就不用“我们”“你们”，那会把文章的可读性降低到一个让我自己也很难接受的地步。在对话以外的描写部分，我偶尔也会使用近现代才出现的词汇。我会留意彼时彼地的语境。譬如，安禄山起事后，李隆基下令改掉河北的一些地名。作为厌胜（他继承了他外祖母的喜好，常干这种事），如房山县改平山县，鹿泉县改获鹿县。那么，在大燕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河北的大部分州郡，大家肯定不会说“平山县”或“获鹿县”，而只会说房山、鹿泉。严耕望先生是我的学术偶像之一。他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开头提到，他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此余之职志也”。严先生想做一些大家可以安心利用的成果，不论其余。我自然终生不敢望严先生之项背，但我在小说之外下史学功夫，也只是因为我希望尽量做到让大家在看我的小说时，可以相对安心地装作当时真的发生过这些事。往后余生，我但凡写小说一日，就会秉持这个原则一日。这部书里可以称为bug的，主要是薛嵩的年龄。以他的资历来说，他不太可能只比何六大几岁。不过，少年得意的人也不少，这大概也不算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很多论文的开头，作者都会标注“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得到了某某基金某某机构的经费支持”（thisworkwassupportedby……）。我也不妨依照这个格式说明一下：本书下半部的写作，是由我的爱人凉风（他在豆瓣的id是李法柰）全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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