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岳临渊讲的什么(姬末)_第161章有违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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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有违礼法（第1页）

十二月初，早朝时由内阁次辅钟清衡提出，现有的大蘅国律例，与和离有关的部分有失偏颇，故而他提出应对律例做出修改。

第一条，改“义绝”认定标准，夫妻双方若对本人及其亲属做出任何故意伤害行为，一旦造成实质性身体伤害，便可判为“义绝”，若伤人致残，伤人者应酌情收监判刑；第二条，若为夫者若强迫其妻与其他男子通奸，抑或为夫者外出三年未归，妇女前往官府里请求和离，一旦官府判定符合和离条件，此和离将不必经过夫君或是夫家同意；第三条，民间女子遭拐卖为妻妾之事虽明令禁止，却依旧有此类违法之事发生，故凡被拐卖被迫嫁入夫家为妻或为妾，经查若情况属实，此婚姻关系将不予以承认，另，行买妻、买妾之事者将收监判刑，并彻查追捕拐卖之徒，抓捕归案后罪人贩卖人口所得之财归于受害女子。

在钟清衡提出此议案后，一度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其中尤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壬最为激烈。

王壬坚持，女子出嫁从夫，夫为妻纲，为夫者对其妻行教导之责便是有体罚之举也属天经地义之事，若以身体伤害为标准判“义绝”，不仅有违礼法更会让妻不从夫闹得家宅不安。

对此，钟清衡当庭辩驳：“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此为三从中的两从；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此为三纲中的两纲；王左都御史可记得，此纲为何意？没错，正是夫应为妻的表率，父应为子的表率。可若是，为夫者以教导之名殴打其妻又或将其妻关起令其挨饿，其妻以此为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该如何说？再有，为夫者也为夫，他的这些行为落在其子眼中，其子该如何想？他会想，父亲做的对。于是日后仿照其父之行，殴打其母甚至囚禁其母令其挨饿，此举，难道就不有违孝道，有违礼法吗？

“何为礼法，有礼方有法。荀子有言，‘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律例之法乃国家长治久安的开端，而德才兼备的君子乃律例之法的本源。而何为君子？孟子有道：‘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说明君子应当心怀仁德，懂得礼让尊敬他人，如此方能为自己赢得同等的敬爱。孔子亦言，‘人而不仁，如礼何’。更说明，仁德的重要性，一个人若是连最基本的仁德都没有，又怎会将礼制当回事？一个会做出动手打妻子等有失斯文之事的人，若说心中还怀有仁德，王大人信吗？其他反对钟某议案的大人，你们信吗？这样的人，教导出来之子，恐会有样学样地对待其母，行不孝之事，如此，又将礼置于何地？长此以往，君子何在，礼制何在？

“对于实质性身体伤害的程度，自当给出标准，绝非任何伤害都能被判‘义绝’，有明确的规定，又怎会让妻不从夫家宅不安？在钟某看来，若是暴行得不到制止，懂君子之道行君子之行的人越来越少，那才当真是有违礼法，动摇国之根本！”

此辩令王壬等人语塞，面色难看至极地过了一会儿后才纷纷斥言：“你这是强词夺理！”

钟清衡丝毫不怒，只道：“既说钟某强词夺理，那便请诸位大人有理有据地反驳钟某。”

王壬难以反斥，唯有转而对议案第三条开火，直言无论女子是否因买卖为妻为妾，既已被官府记录在案，那便是合法的婚姻关系，断无承认之后再否定之理；且买妻买妾虽有错，可并非主使拐卖之徒，若是判刑恐此法过于严苛。

而王壬的这一番反斥，钟清衡尚未开口，礼部尚书江晟已先忍不住辩驳道：“王大人怎的此时又不把礼法挂在嘴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妻买妾敢问可有遵双方父母之命？再者，大蘅国律例规定，定婚成婚需是男女双方自愿。拐卖本已违法，买妻买妾便更谈不上自愿，既是非自愿便是违法，即便官府记录在案，其本质亦是违法，又何来的合法婚姻关系？官府承认的是经过造假的违法婚事，为何不能否定？

“若说买妻买妾有错却罪不至判刑，我认为此言差矣。买卖因何而起，正因有买家出价，方有人铤而走险充当卖家，拐卖者罪不可赦，买者亦然。甚至可以说买者才是拐卖屡禁不止的罪恶之源。当然，我知道王大人一直以来都反对酷法，频频以商鞅变法失败为例证明酷法不可取。然若是商鞅之法当真如此不可取，何以后世不断以商鞅之法为蓝本制立新的律例？荀子言，‘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有此儒学在上，证明礼仪教化为先，律法治理为辅，可若是将礼法不放在眼中，便该重用刑罚禁止这些恶徒的不法之行！王大人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竟连儒学与律例都不研明，这些年来怕是冤了不少人啊！”

江晟之言把王壬气得差点便在殿上昏过去，王壬向楚岳峙下跪恳请三思，表示律例沿袭多年，万不可轻言改之，更不能轻易动用酷法。

楚岳峙却道：“钟次辅所言，句句在理，礼在法前，何以不能改？若说酷法，这杖八十是刑，牢狱是刑，流放是刑，可如今这判刑标准尚未定，怎的就成酷法了？”

王壬哑口无言，楚岳峙干脆让其就这么跪着，想通了再起来，其余反对的朝臣见状顿时未敢再多言。

至此，钟清衡提议律例修改得以确立，将在与刑部及大理寺进一步商议，敲定各项细节后颁布推行。

十二月中旬，离正月休朝尚有大半个月，大理寺卿阮邢与内阁次辅凉忱共同提出，今民间有女子从商，其中以寡妇或因为帮补夫家而不得不从商的妇人居多，但在从商过程中，时有纠纷，因大蘅国并无相关律例，即便上报官府也难做定夺，故提案应对女子从商订立相关律例，让官府有法可依依例审判。

女子不应抛头露面，此乃默认之礼，女子从商必然在外奔走，如此便是有违礼制，于是再次有大批朝臣进言，比起订立规范女子从商的律例，更应明令禁止女子从商破坏礼制。

禁止女子从商之言，几乎是一提出便遭到了驳斥，因与之相关的乃女子拐卖案的受害女子在获救后，若家人不愿领回又或受害女子本身不愿回归故乡遭人指点，朝廷都将会帮助受害女子改名换姓，并统一安排她们进入由朝廷设办的绣房与织布坊中，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若是禁止女子从商，那便是在质疑朝廷多年来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错，而那些因被拐卖而人生遭毁的受害女子岂不是又要失去栖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进言，遭拐卖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该纳入用以作为对比，且若准女子从商，岂非鼓励女子罔顾礼制在外抛头露面？

司渊渟对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为反驳：“《太平广记》有记，‘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多有驴畜’。若夫已亡故，又无子女，寡妇不从商该以何为生计？敢情真要让人饿死，再让人议论，大蘅国容不下无依无靠的寡妇，还不如前朝？不仅如此，《太平广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女子在纺织、冶金与果蔬商铺等经营记载，足可见过往朝代历史上并非没有女子从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从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诚然，大蘅国开国之初也认定工商杂色之流，大蘅国对工商早已开放，海禁解除后海贸更让大蘅国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今律例早已参照《全唐文》定下新法，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既已允许商人与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贸繁荣也令百姓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又为何不准部分情况特殊的女子经商立业，让她们得以凭己谋生？

“长久以来，休妻遵从七出，且‘三不去’中有定，若妻子娘家已无人可依甚至娘家已不复存在，则不能休妻。休妻需经过宗族定夺，绝非轻易能定一纸休书。然妻者若只能依附与丈夫，这于男子而言难道就不是一种负担？准女子立业从商，未见得就不是双方互惠之事，妇人可名正言顺帮补夫家；如若不幸，夫君早逝又无子女，也能从商养活自身而非只能指望亡夫留有遗产。若论事例，《唐代墓志汇编》便有记，皇甫宾之妻杨氏，在丈夫死后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司渊渟之辩出于理据也出于过往记载事例，有此开头，令阮邢与凉忱在之后的庭辩中也更立得住脚。

而说妻者只能依附于夫于男子而言为负担，也不过是为了说服那些坚持己见自视甚高的朝臣们。

之后又再经过半个月的庭辩，终于在正月休朝之前决议，将在次年商定准女子从商立业的相关法规，一要合乎礼法，二要关注民生，三则必须严规女子可进入的行业。

至此，距离设立女子学堂之后又过去十一年，终于在宴清二十年最后一个月成功推进修改与女子相关种种律例。

和离以及女子立业从商等律例，最终分别在宴清二十一年九月，宴清二十二年十二月正式颁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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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

引用出处：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

“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