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府点什么修(三傻二疯)_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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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丞相府的办事效率一向极为高速，长水校尉只在府中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就拿着武侯的回文赶回家里，并将这一份信亲手交给了带来那封石破天惊信件的豪商。在转交之时，他亲自端详了那位寄信的豪商，最终却不能不失望地承认，自己兄长的预测一点差错也没有——寄信人确实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在收到了大汉丞相的亲笔信后，表现出的也是完全正常的惊喜、惶恐、受宠若惊，没有一丁点的异样。所以，他真就只是个收了钱负责送信的商人而已，真正搞出大事的，应该是那个写信的人。

但问题是，这个写信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来历。诸葛校尉倒是旁敲侧击问过几次，但负责转交的商人一问三不知，只知道是个口音古怪出手阔绰的年轻人委托的业务，其余信息一概阙如。秉承丞相的指示，校尉不好打草惊蛇，泛泛问过两次，也就只好闷闷而退了。

当然，大汉丞相的亲笔信的作用总是那么非同凡响。如果说一开始这负责转交的豪商还只以为是哪家的富贵公子人傻钱多，连西蜀的行情都不打探清楚就冒冒然送钱送信到处撞墙；那么现在这一字千金的亲笔信送到，商人的观点立刻就随着事实而变更了。他猛然意识到，那位古里古怪、稀里糊涂的富贵公子，背后说不定真站着什么可以直达天听的庞大力量；而贵公子先前那些莫名其妙的言论，似乎也一下子发人深省，颇堪玩味了。

所以，他恭恭敬敬的遵守了贵公子的指示，老老实实将诸葛丞相的回信装进了贵公子先前托付给他的一个小盒中——一个小巧、轻便、质地坚硬而光滑的盒子；豪商分辨不出它的材料，但凭本能也知道这一定是件宝贝。以他原本的心思，是打算以此奇货可居，在事后狠狠敲贵公子一笔的，但现在事态突变，当然也就只有算了。

不过，就算再心怀敬畏，他依然想不通对方那些含糊其辞的交代。贵公子只是让他将回信装在盒中，却从没有约定过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来取；这样一份关键的信件现在砸在自己手中，那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总之，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等候以后（老登：实际上也不过两天而已），穆祺终于从贴纸张开的“门”中取到了他期盼已久的信件（老登：再重复一次，实际也不过两天而已）；他迫不及待的摸出了那张薄薄的书信，将之稍稍举高，直面太阳，脸上渐渐洋溢起了某种梦幻般的、不可思议的满足表情。

刘先生：……诶不是，你这就多少沾点恶心了。

在刘先生冷漠的目光下，穆祺缓缓开口，语气中依旧带着朦胧的情绪。

“这就是。”他轻轻、轻轻道：“诸葛丞相亲笔的书信。”

刘先生：…………

无视了老登那张硬得可以当挡箭牌的脸，穆祺翻动书信，将封口凑近旁边的炭盆，借着热气溶化胶质，再用竹片小刀插入纸缝，沿着浇水的缝隙仔细挑开，尽力不破坏封口上印泥的原貌——这可是诸葛丞相的私印！还有本人的花押！你知道那个价值吗？你知道这个意义吗？你知道这份原件一出，四川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会立刻暴起大扯头花，扯到连大道都磨灭了吗？

可惜，刘先生一样也不知道，他只关心他自己——他先前也不是没给穆祺写过信，但穆祺从来是接过信封后chua一声把封条撕成两截，扯出信件就开始看；什么时候又有过这样的细致体贴、无微不至？

真正是欺天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了：

“这封信都写了什么？”

都写了些什么天书，能让你高兴得跟吃了蜜蜂屎一样？

“就是寒暄的信而已。”穆祺逐字逐句看完，颇为郑重的下了定论：“嘘寒问暖、表示善意，并且表示，如果双方都有闲暇，可以设法见上一面……”

说到此处，穆祺的语气慢慢迟疑了。他一行行读过信件，脸色浮出了古怪的茫然。

“他不是都答应见面了吗？”皇帝冷笑：“你还摆出那副样子做什么？”

“信件说，可以在城南万里桥道东的石室见面。”穆祺小声道：“丞相会在三日后视察太学，刚好方便碰头。”

“石室？”刘彻愣了一愣，记起来了：“文翁创立的学校？”

孝景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并创立蜀郡郡学，号为“石室文学”；后来两千年文脉不断，绍续直至现代，仍旧是西南鼎鼎大名的中学——孝武皇帝时的文学名家司马相如，少年时就曾负笈游学于石室；而托《上林赋》、《大人先生赋》的名头，皇帝也多少知道石室的底细。以此西南文脉富盛之地，设一个太学也不是奇事。

“那又怎么了？你认不得去石室的路？”

“不是石室的事情。”穆祺低声道：“是太学，太学的事情……依照惯例，武侯应该是很少去太学的。”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

穆祺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很难解释——因为这问题也根本没法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如果要条分缕析，一一摸清，那肯定也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难于启齿，甚至……甚至可能要牵扯到整个西蜀的政治架构，乃至于诸葛丞相的理念。

诸葛丞相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自然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所兴复那个汉室，又显然不可能一比一复刻两汉的制度——无论文景武宣的功绩多么辉煌，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往事不可复现，枯木再难逢春；高明渊深的政治家，当然不会蠢到膜拜死物。所谓“复兴汉室”，多半还是旧瓶新酒，别有机心。

因为朝乾夕惕，事务冗杂，武侯基本没什么时间详细论述他的政治理念；于是这套政治框架的细节，就只有从葛相最亲近、最密切、最能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口中转述；而以穆祺听到的转述来看，武侯理念的核心，可以以《出师表》中的名言，一语蔽之：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概而论之，在新的体系中，皇帝垂拱于上，丞相总览其责，百官各司职守；君主不再插手具体行政事务，而统揽的是“托付”的权限——拟定战略、裁夺大政、下总的决心；而具体的事务执行，则由丞相及百司负责，各自整整有法；当执行出现问题时，皇帝则“治臣之罪”，根据职守的划分分别问责。决策权执行权与问责权分开，避免东汉以来权责混乱、上下失序，中朝外朝彼此撕扯，皇权不得不依靠宦官执政的窘境——以西蜀十余年实践来看，这种新设计的体系委实算得上一剂良方。

当然，皇帝不可能真下场一个又一个的检查工作，必须要有人肩负起检察体系的工作；而在诸葛氏的制度设计中，处士横议、清流舆论这一块的职责，是由太学生们负责的——年轻气盛、身家清白、没有过多的利益纠葛，这样的人负责放炮负责制衡，其实相当合适。

不过，太学生适合监察议论的前提，是别有用心的党争还没有渗入到太学之中。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宦官士族束甲交攻，极端化的政治蔓延至太学之中，几乎将学生们一撕两半，学术体系彻底崩盘；于是处士横议变为党同伐异，舆论监督变为撕x大战，天下之事，从此再不可问。

有此前车之鉴在前，武侯便相当注重维护新生的政治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守则，便是将丞相府的执行权与太学生的监察权有限区隔开来，避免双方勾连，遗患无穷；而为了执行这条措施，自成都初定、秩序建立之后，除了数次礼节性的视察以外，实际统揽政局的诸葛丞相就很少踏足太学，甚至强力约束部属，将高层政治的纷争基本隔绝在学堂以外。所谓内外有别、所谓举止有度，即使在西川高层斗争最为激烈，即所谓李严“行苏张之事”的时候，武侯都从没有将顶层的权力冲突公之于众，更没有让冲突扩散，牵扯到整个国家机器，威胁脆弱的政治平衡。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运转权力的关键不在于放肆，而在于克制。不过，这种克制也是隐忍的、含蓄的，党争、权斗、政治撕扯，每一个都不是能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更不是大汉丞相可以公开宣扬、公开阐述的信条；这种类似于申、商权谋之术的阴冷秘密，只有武侯最亲近、最信任、最不会隐瞒的亲传弟子，才能有幸窥视到真传。

比如——比如将这一事实转告给穆祺的那位“第一手信源”。

可惜，第一手信源已经转告了他，那他就不方便再转告别人了。所以穆祺踌躇片刻，并未开口，只是心中依旧疑惑：武侯的政治理念不会随意变更，那当然也不该随意突破惯例；以过往的惯例来看，丞相府根本不该过度牵涉太学的事务，武侯仅有的几次到访太学，都是光明正大的礼仪性质，是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诶，等等，“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穆祺霍然瞪大了眼睛。

三天之后，穆祺衣着一新，带上同样衣着整肃的皇帝陛下以及卫青霍去病，再次穿越了调整完毕的“门”，跳跃至另一个时空。

——是的，“衣着整肃”；虽然在穿越之前，刘先生曾经表现过小小的傲娇，表示自己是大汉天子，刘姓正统，没有必要郑重其事的换大衣服拜见后世的丞相，一揖一礼也就罢了，就是一言不发，对方也没有资格质问；但穆祺强力镇压了这不合时宜的傲娇，极其凶狠的做出了绝对有效的威胁：如果皇帝陛下在此时不识时务，那么以后谒见太子及青宫属官，他恐怕也要识不得时务了！

“尊重是相互的。”他板着脸道：“希望陛下明白这一点。”

总之，陛下还是换上了一堆拉拉杂杂的新衣服，拉长了一张驴脸跟在了他身后。

新衣服新气象还是有用的，至少成都城中巡视的兵卒并没有为难他们，过问几句后就放走了几人；而凭借穆祺手中不知来历的令牌，他们顺顺堂堂混进了太学，出门登高，钻到石室的后山东绕西绕，最后分花拂柳，绕进了不知何处的一个小小山洞——两尺见方，藤蔓缠绕，除了几方小小石凳石桌以外空无一物；其简陋凄清、荒凉冷淡，与外面装潢一新的太学学堂格格不入，简直要让人见而止步，怀疑是不是走错了位置。

刘先生在洞外停下了脚步。他颇有嫌弃的拎起自己新衣裳的下摆，小心避让开地上腐败的野草与淤泥，啧啧有声；他左右环视一圈，嘴立刻撇了起来：

“你确认是这里？”

穆祺抽出一张纸条，仔细对了对山洞里的石壁：

“……应该，应该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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