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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3章 南梁武帝萧衍 集文青战神佛系老干部一身的亡国之君（第2页）

萧衍这个人，确实非常聪明。这一点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有异议。他精通儒释道三家经典，对《周易》《老子》《庄子》都有深入研究。他会写诗，会写赋，会写学术论文。他懂音乐，会作曲，据说还改良过乐器。他精于围棋，棋艺高，经常和朝中大臣对弈。他的书法也相当不错，虽然比不上王羲之那种级别，但在皇帝圈里绝对算一流。

这种全方位的才华，让他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对，你们这些凡人都别来教我做事。这种心态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刚愎自用。大臣们提出的不同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高明，既然我这么高明，那为什么还要听你们的？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萧衍亲自审理案件，经常推翻官员的判决，然后给出自己的裁决。一开始大家觉得皇帝勤政爱民，挺好的。但时间长了，大臣们现不对了——皇帝的判决往往过于主观，而且一旦做出就不容更改。有些官员为了不触怒皇帝，干脆把棘手的案子都推给皇帝处理，自己当甩手掌柜。这样一来，萧衍的案头堆积如山的卷宗越来越多，而他竟然乐此不疲。

朝堂上的氛围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大臣们现，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赏赐，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碰一鼻子灰。于是，谄媚之风开始盛行，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揣摩上意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局面的可怕之处在于皇帝听到的，都是他想听到的；皇帝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整个国家决策系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壁，皇帝说什么，回音壁就重复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萧衍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佛教。

第五幕佛系皇帝——论如何把国库捐给寺庙

萧衍对佛教的痴迷，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现象级。如果给皇帝们排一个“虔诚佛教徒排行榜”，萧衍绝对能拿第一，而且和第二名之间有断崖式的差距。他到底有多痴迷呢？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公元517年，萧衍下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他宣布“舍道事佛”，要求全体臣民都尊奉佛教。在此之前，萧衍其实是信奉道教的，他的家族也有道教传统。但接触佛教之后，他迅被其吸引，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修建寺庙。据史料记载，仅都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座。杜牧那着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写的就是萧衍时代的景象。如果你站在建康城的高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寺庙的塔尖和飞檐，场面相当壮观。

他多次举办大规模法会，亲自登坛讲经。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皇帝不在宫里处理政务，而是站在高台上对着数万信徒滔滔不绝地讲佛经，台下黑压压地跪倒一片，场面堪称宗教界的春晚。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萧衍四次跑到同泰寺“舍身”——就是把自己捐给寺庙当奴仆。你没看错，一个皇帝，把自己捐给寺庙当奴仆。而且这种事他干了四次。

“舍身”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皇帝来到同泰寺，换上僧人的衣服，宣布自己不再是皇帝了，而是寺庙里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然后大臣们就开始慌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于是朝廷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怎么把皇帝“赎”回来。

每次“赎身”都要花费巨资。第一次的赎金是一亿钱。后来的几次更是水涨船高，第二次两亿钱，第三次和第四次也都高达数亿。这些钱，都是从国库里掏出来的，最终都进了寺庙的腰包。

大臣们对此苦不堪言。但谁敢劝呢？皇帝这是在行善积德、弘扬佛法啊，你劝他不要信佛，那不是找死吗？弄不好会被扣上一顶“谤佛”的大帽子。

于是，一个荒诞的循环出现了皇帝热衷于当和尚，朝廷热衷于赎皇帝，寺庙热衷于收赎金，而国家的财政就在这种循环中不断恶化。如果当时有经济学家，大概会被这种操作气得吐血——这简直是史上最离谱的财富转移，而且没有任何产出。

更严重的是，由于皇帝带头崇佛，寺庙享有了各种特权。僧尼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寺庙名下的土地可以免税。这样一来，大量的人口和土地都流入了寺庙。有的人为了逃避赋税，干脆剃度出家；有的人把土地“捐”给寺庙，名义上是供养三宝，实际上是为了避税。国家的税基因此严重萎缩，财政收入越来越困难。

与此同时，大量的社会财富被用于宗教活动而非生产建设。修建寺庙要钱，铸造佛像要钱，举办法会要钱，供养僧尼要钱。这些钱花出去了，除了满足宗教需求之外，对经济展几乎没有任何正面作用。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在生扭曲。既然皇帝都这么虔诚地信佛，那我出家当和尚岂不是更有前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遁入空门，社会上的劳动力减少了，生产力下降了。有人统计过，梁朝鼎盛时期的僧尼数量高达十余万人。这个数字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放在今天也是相当惊人的。

而萧衍本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佛教事务上，对朝政的关注度急剧下降。他每天花大量时间研读佛经、讲经说法、参加法会，处理政务的时间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国家的实际管理权，逐渐落入了他所信任的少数人手中。而这少数人，恰恰是最靠不住的人。

第六幕昏招频出——从英主到昏君的华丽转身

进入晚年之后，萧衍的判断力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这种下跌，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的判断上。

他重用了朱异。这个朱异是个什么货色呢？简单说，就是一个精通官场生存术的级马屁精。他摸透了萧衍的心理，知道皇帝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于是专门拣皇帝爱听的话说。萧衍觉得这个人太懂我了，于是把大量政务都交给他处理。

朱异掌权之后干的事情，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收受贿赂。他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关键岗位上，把不听话的官员排挤出朝堂。各地官员想要升迁，都得走他的门路，送礼送钱是基本操作。整个朝廷的风气被他搞得乌烟瘴气。

而萧衍对此毫无察觉——或者说，他根本不想察觉。在他的认知里，朱异是个“能办事”的好助手，至于那些弹劾朱异的奏章，一定是有人在嫉妒和陷害。有大臣冒死进谏，说朱异是奸佞小人，萧衍不但不听，反而把进谏的人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朝堂上再也没人敢说朱异的坏话了。

在对家族成员的处置上，萧衍也表现得极其昏聩。他大概是太重视亲情了，重视到了丧失原则的地步。他对自己的兄弟子侄极为纵容，犯了什么大错都舍不得处罚。

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有一次萧宏奉命率军出征，在战场上遇到敌军，竟然吓得临阵脱逃，导致大军溃败，损失惨重。按照军法，这种行为是要杀头的。但萧衍只是轻描淡写地责备了他几句，连王爵都没有削去。更离谱的是，萧宏后来还涉嫌谋反，家里搜出了大量武器。萧衍去看他，现他库房里堆满了钱财物资，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谋反嫌疑，反而笑着说了一句“阿六，汝生活大可。”（老六，你日子过得挺好啊。）然后就把这件事轻轻揭过了。

他的养子萧正德更是个极品。萧正德原本被过继给萧衍当儿子，后来萧衍自己生了儿子（就是昭明太子萧统），就把萧正德还给了他的生父。萧正德因此对萧衍怀恨在心，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被夺走了。他后来犯下了多起重罪，甚至一度叛逃到北魏，在北魏混不下去了又跑回来。萧衍不但没有严惩他，反而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官职。

这种无原则的宽容，表面上看是仁慈，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挖坟。萧正德后来果然成为了侯景的内应，亲手打开了建康的城门。从这个意义上说，萧衍的宽纵不是在爱自己的侄子，而是在用侄子的手给自己掘墓。而所有这些错误中最致命的，是接纳了侯景。

第七幕引狼入室——一个叫侯景的定时炸弹

侯景是个什么人？简单说，是个在北方混不下去的军阀。这位老兄的人生履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反复无常的职业叛徒。

侯景是羯族人，出生在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六镇起义，后来投靠了尔朱荣，跟着尔朱荣混了一段时间。尔朱荣死后，他又投靠了高欢。高欢是东魏的实际掌控者，对侯景还算不错，让他镇守河南一带。

但侯景这个人，谁都不服。他对高欢还算有几分敬畏，但对高欢的儿子高澄就完全不放在眼里了。高欢活着的时候，侯景不敢轻举妄动。公元547年高欢一死，侯景立刻翻脸，先是投靠西魏，西魏对他不放心，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梁朝。

萧衍在这件事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看清侯景的本质。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反对接纳侯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第一，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今天投靠你，明天就可能背叛你；第二，接纳侯景等于得罪东魏，会给梁朝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侯景手下的军队虽然能打，但军纪极差，让他们驻扎在梁朝境内是引狼入室。

但朱异极力主张接纳。他的理由听起来也有道理接纳侯景可以扩充梁朝的实力，同时向北朝展示梁朝的胸怀，说不定能借此机会收复中原。萧衍听了朱异的话，他不但收留了侯景，还给他高官厚禄，封他为河南王，让他驻守寿阳（今安徽寿县）这个战略要地。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足以葬送整个王朝的愚蠢决定。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在寿阳起兵叛乱。他的借口很经典“清君侧，诛朱异”。意思是我不是造反，我只是要帮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

这个借口当然是扯淡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借口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思——朱异确实是个奸臣，朝野上下对他怨恨已久。再加上梁朝内部早已腐朽不堪，地方军队的战斗力严重退化，侯景的叛军竟然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长江边上。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萧衍派去迎战侯景的将领，正是那个被他多次纵容的养子萧正德。萧正德此时已经秘密和侯景勾结，他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派出大批船只帮助侯景的军队渡过了长江。

公元548年十月，侯景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进入了建康城。萧正德打开了宣阳门，放叛军入城。随后，侯景包围了皇宫所在的台城。

第八幕台城之围——一个皇帝的悲惨结局

台城保卫战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天，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过程。台城是建康的宫城，城墙坚固，守备精良。城中有一万多守军，由名将羊侃统领。羊侃是当时梁朝最能打的将领之一，他指挥守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侯景的进攻。

但问题是，城中的粮食储备有限。围城一开始，粮食配给就严格限制。随着时间推移，粮食越来越少，先是杀马充饥，马吃完了就抓老鼠，老鼠吃完了就吃树皮草根。瘟疫开始蔓延，死者枕藉，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掩埋尸体。据记载，围城期间台城内饿死病死的人多达数万。

而城外的情况也不乐观。各路勤王军队虽然陆续赶到，总数不少，但各怀鬼胎，缺乏统一指挥。有的在观望，有的在保存实力，有的甚至在打自己的小算盘。真正积极救援的寥寥无几。有个叫柳仲礼的将领一度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后来因为受了伤就按兵不动，任由侯景继续围困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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