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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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杜牧的仕途沉浮 26岁中进士（第1页）

这位写得出千古名句的诗人，年轻时满脑子想的不是游山玩水，是“削平藩镇、收复河湟”的大事业——他26岁就考上进士，跟李商隐同榜，本以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脚，结果却被晚唐的党争缠得死死的，一会儿被踢到偏远地方当刺史，一会儿就算献上好计策也没人真当回事，最后官是当到了高位，心却早就冷了。

杜牧怎么从少年得志的进士，变成处处受挫的“外放官员”？又怎么在乱世里，守住一点“为百姓做事”的初心？

26岁中进士：长安街头的“新晋才子”，满脑子都是大理想

公元828年，长安的春天比往年热闹——这一年的科举放榜，26岁的杜牧赫然在列，成了新科进士。

晚唐的科举可不好考，多少人考到头发白了都没中，杜牧26岁就考上，还跟后来的“小李杜”搭档李商隐同榜，这在当时绝对是“少年得志”的典范。放榜那天，他跟着其他新科进士去曲江池赴宴，街上的人都围着看，有人指着他说：“这就是杜佑的孙子，难怪这么厉害！”

杜牧当时穿着新做的进士服，腰里系着玉带，心里那叫一个敞亮——他爷爷杜佑是当过宰相的大人物，家里的万卷书早把他的眼界养高了，他可不是来混个官当的，是想跟着爷爷的脚步，在朝堂上干实事：晚唐那会儿，藩镇割据得厉害，河北的节度使不听朝廷的，西边的河湟地区还被吐蕃占着，百姓过得苦，杜牧早就憋着一股劲，想帮朝廷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中了进士后，杜牧先在弘文馆当了个校书郎，就是整理国家藏书的小官。别人觉得这官没实权，天天抄抄写写没意思，杜牧却干得特别认真——他借着整理藏书的机会，把唐朝开国以来的典章制度、军事档案翻了个遍，尤其是关于藩镇的资料，他都抄下来贴在墙上，有空就琢磨：“为啥这些藩镇总不听话？到底该怎么治？”

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战论》和《守论》。在《战论》里，他说藩镇之所以敢作乱，是因为朝廷“兵不强、将不勇”，得改革军事制度，让士兵能打仗；在《守论》里，他又说不能光靠打，还得安抚百姓，让藩镇的人知道跟着朝廷比作乱好。这些话不是空喊口号，全是他对着史料熬了好几个通宵想出来的，字里行间全是“我想干事”的迫切。

有人劝他：“你刚中进士，别这么急着提意见，小心得罪人。”杜牧却摇摇头：“我爷爷教我，当官就是为了替百姓说话，要是光想着不得罪人，那还当什么官？”

杜牧当时就像一颗刚点燃的蜡烛，亮得很，满脑子都是“理想”，还没见识到晚唐官场的“现实”有多冷——他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不是大展拳脚的机会，是党争的“冷水”。

党争这盆冷水：替人说句公道话，就被踢出京城

晚唐的官场，有个绕不开的“大坑”——牛李党争。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两派就跟仇家似的，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只要站错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杜牧本来没想掺和党争，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点交情。早年间，杜牧在扬州当幕僚时，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很看重他的才华，经常跟他聊政事，还提醒他“官场复杂，别太耿直”。杜牧心里感激，觉得牛僧孺是个正直的人。

后来李党得势，李德裕当了宰相，就开始找牛党的麻烦，说牛僧孺当年在地方上“治理不力”。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党争，没人敢说话，唯独杜牧站了出来——他写了篇文章，说牛僧孺在淮南的时候，减赋税、修水利，百姓都念他的好，所谓“治理不力”都是瞎编的。

这话一出来，李德裕立马就盯上了杜牧：“好你个杜牧，居然敢替牛僧孺说话，你是不是牛党？”

其实杜牧根本没打算站队，他觉得该说句公道话，可在党争的漩涡里，“说公道话”就是“站错队”。没过多久，朝廷就下了命令：把杜牧外放，去黄州当刺史。

黄州是什么地方？在当时就是个“荒郡”——城里没几条像样的街，百姓大多靠种地为生，还经常闹水灾，之前几任刺史都把这儿当成“流放地”，来了就天天喝酒偷懒，根本不管事。

杜牧接到调令那天，在家里修改《战论》的稿子，看到“外放黄州”四个字，手里的笔“啪”地掉在纸上，墨水晕开一大片。他看着窗外的长安街，心里又气又委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替人说句公道话，就不能在京城做事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母亲劝他：“孩子，去就去吧，在哪儿不是做事？你别忘了初心就行。”杜牧点点头，把《战论》《守论》的稿子叠好放进箱子里，又带上了爷爷杜佑写的《通典》——他想，就算到了黄州，也不能忘了自己想干的事。

离开长安那天，天刚蒙蒙亮，李商隐来送他。俩人站在城外的小桥上，没说多少话，李商隐递给杜牧一包茶叶：“到了黄州，照顾好自己，你的计策总有一天会用上的。”杜牧接过茶叶，眼圈有点红，他知道，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长安。

;坐在去黄州的马车上，杜牧看着路边的田野，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26岁中进士时的风光，想起在弘文馆熬夜查资料的日子，想起“削平藩镇”的理想，现在却要去一个连朝廷都快忘了的“荒郡”，这落差，比从山顶跌到谷底还难受。

外放“荒郡”不躺平：建学堂、禁佛寺，他在黄州池州干了实事

要是换了别人，到了黄州这种地方，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杜牧不一样——他没忘了母亲说的“别忘了初心”，也没忘了是杜佑的孙子，就算在“荒郡”，也得干出点样子来。

刚到黄州，他没先去刺史府歇着，而是带着随从在城里城外转了三天。转完之后，他发现黄州最大的问题不是穷，是“没教化”——城里连个正经的学堂都没有，小孩大多不识字，百姓遇到事不知道找官府，反而去求神拜佛，有些和尚还借着“念经”的名义骗百姓的钱。

杜牧心里有了主意：先建学堂，再整肃风气。

建学堂得花钱，黄州的官府库里没多少钱。杜牧就把俸禄拿出来一部分，又找城里的乡绅募捐：“各位乡亲，孩子是黄州的将来，要是他们不识字，将来还是要受穷受欺负。咱们建个学堂，让孩子能读书，不好吗？”

乡绅们一开始不乐意，觉得这是“瞎折腾”，可杜牧天天上门跟他们聊，还说要把爷爷杜佑的《通典》抄一份放在学堂里，让大家看看“读书能懂道理”。慢慢的，有乡绅被说动了，开始出钱出物。

没过多久，黄州的孔子庙就扩建好了，旁边还盖了三间学堂，杜牧亲自挑选了几个识字的秀才当老师，又规定：黄州的孩子，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都能来上学，学费全免。

开学那天，学堂里挤满了人，小孩们穿着新洗的衣服，手里拿着杜牧送的毛笔，眼里满是好奇。杜牧站在孔子像前，跟孩子们说：“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将来能当个好人，能帮家里、帮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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