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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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杜牧的仕途沉浮 26岁中进士（第2页）

除了建学堂，杜牧还在黄州整顿吏治——之前有些小吏借着收赋税的名义欺负百姓，杜牧就亲自去乡下核查，把多收的赋税还给百姓，还把欺负人的小吏革了职。百姓们都说：“没想到来了个这么实在的刺史，咱们黄州有救了！”

后来杜牧又被调到池州当刺史，池州比黄州强点，但也有个大问题：佛教寺庙太多了。那会儿晚唐的和尚特别多，好多寺庙占着大片的好地，却不用交税，还天天让百姓捐钱“修佛塔”，百姓本来就穷，再被这么折腾，日子更过不下去了。

正好那时候唐武宗下了命令，要禁毁佛教，说佛教“蠹耗生灵”（就是坑害老百姓）。别的地方官怕得罪和尚，都敷衍了事，杜牧却真干了——他亲自去查池州的寺庙，把那些占着地不干活、专门骗钱的寺庙拆了，把寺庙的土地分给百姓种地，还让年轻的和尚还俗回家，要么种地要么学手艺。

有人劝他：“刺史大人，别这么较真，和尚们背后有人，小心他们告你状。”杜牧却摇摇头：“我不管他们背后有人没人，百姓都快没饭吃了，我不能看着和尚们欺负人。”

在池州的日子，杜牧还修了水利——池州经常闹水灾，他就组织百姓挖水渠、修堤坝，让百姓的田地能浇上水，收成好了不少。有次他去乡下看堤坝，百姓们拉着他的手，递给他刚煮好的红薯：“刺史大人，要是没有你，咱们今年又得饿肚子了。”杜牧咬着红薯，心里暖暖的——虽然不能在京城实现“削平藩镇”的理想，但能在地方让百姓过好点，也没白当这个官。

那段时间，杜牧虽然身处“荒郡”，却写了不少诗，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看起来是写风景，其实是写他在池州的日子——虽然远离朝堂，但能和百姓在一起，能做实事，心里也踏实。

献策被用却难圆梦：《战论》说得对，藩镇还是平不了

杜牧在地方干得风生水起，消息传回长安，连之前排挤他的李德裕都注意到了——李德裕虽然是李党，可也不是完全没脑子，他知道杜牧有本事，尤其是在军事上有想法。

那时候唐朝的藩镇问题越来越严重，河北的藩镇又开始作乱，朝廷派去的军队打了好几次都输了，李德裕急得睡不着觉，就想起了杜牧写的《战论》和《守论》。他让人把这两篇文章找出来，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觉得杜牧说得对：“之前就是没按杜牧说的改革军事，才打不过藩镇！”

没过多久，李德裕就向朝廷建议，采用杜牧在《战论》里提的策略：整顿军队，挑选能打仗的将军，再安抚藩镇治下的百姓，让藩镇失去民心。朝廷同意了，还下了命令，让杜牧回长安，协助李德裕处理军事事务。

杜牧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池州的堤坝上跟百姓聊天，听到“回长安”三个字，他愣了半天——他以为这辈子都回不了长安了，居然有机会回去，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回到长安后，李德裕亲自见了杜牧，俩人没提之前的党争，只聊军事。李德裕说：“杜牧，你在《战论》里说的‘兵贵精不贵多’，我觉得

;很对，接下来就靠你帮朝廷出主意了。”杜牧点点头，把自己这些年在地方观察到的情况，还有对藩镇的新想法，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那段时间，杜牧天天泡在兵部的档案房里，跟将军们讨论战术，还亲自起草了好几份关于削藩的奏折，里面的建议大多被李德裕采纳了。朝廷按照他们的策略出兵，还真打了几个胜仗，河北的藩镇老实了不少。

杜牧看着捷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觉得，自己的理想要实现了，“削平藩镇、收复河湟”的日子不远了。可他忘了，晚唐的党争从来就没停过，就算打了胜仗，该来的麻烦还是会来。

没过多久，牛党又开始反击，说李德裕“滥用兵权”“想谋反”，还把杜牧拉了进来，说杜牧是“李德裕的帮凶”。唐武宗本来就对李德裕有点猜忌，听了牛党的话，就开始疏远李德裕，最后居然把李德裕外放了。

李德裕一走，杜牧就成了“靶子”——牛党说他之前替牛僧孺说话是“假的”，现在又帮李德裕，是“两面派”；李党残余的人又说他“没骨气”，不帮李德裕说话。杜牧夹在中间，有嘴说不清，之前提的削藩策略也没人再提了，刚打下来的优势又没了，藩镇又开始作乱。

那天，杜牧在兵部的档案房里，看着起草的奏折，还有那些打胜仗的捷报，心里像被堵了一块石头——他明明献上了好计策，明明看到了希望，可就因为党争，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他突然觉得特别无力：“晚唐的官场，怎么就容不下想干实事的人呢？”

从那以后，杜牧就很少再提“削平藩镇”的理想了——不是他不想，是他知道，在党争不断的晚唐，就算有再好的计策，也实现不了。

晚年中书舍人：官当大了，心却冷了

杜牧的晚年，算是“苦尽甘来”——他后来又被调回长安，还当上了中书舍人，这官不小，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负责起草诏令，相当于“高级秘书”，多少人一辈子都熬不到这个位置。

谁能想到，当了中书舍人的杜牧，反而没了年轻时的劲头。每天在宫里起草诏令，看着皇帝被宦官和党争左右，看着朝廷对藩镇的问题视而不见，他心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情，只剩下失望。

有次，皇帝让他起草一份关于“安抚藩镇”的诏令，其实就是对藩镇妥协，杜牧拿着笔，半天没写出一个字——他想起年轻时写的《战论》，想起在黄州池州为百姓做事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这份“妥协”的诏令，心里一阵发凉：“这不是我想干的事，也不是爷爷教我的为官之道。”

那时候，杜牧在长安城南有个樊川别墅，是他之前买的，一直没怎么整修。晚年的他，一有空就去樊川别墅，把院子里的杂草拔了，种上菊花和竹子，还盖了个小书房，把家里的万卷书搬了一部分过去。

每天下班，他就换上便服，去樊川别墅待着——要么在书房里读《通典》，想起爷爷杜佑；要么在院子里喝茶，看着菊花发呆；要么约上几个老朋友，比如李商隐，来家里喝酒写诗，聊的都是以前的事，很少提朝堂上的事。

他还写了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看起来写的是宫女的孤独，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境——在朝堂上，他就像那个宫女一样，孤独又失望，只能对着夜色发呆。

有人问他：“你现在当了中书舍人，官这么大，怎么不替朝廷多做点事？”杜牧笑了笑，没说话——他不是不想，是不能，也不想了。晚唐的官场就像一潭烂泥，他再怎么挣扎，也只会越陷越深，不如守着樊川别墅，守着书和朋友，过点清净日子。

公元852年，杜牧病逝于樊川别墅，享年49岁。临终前，他让家人把写的关于削藩的奏折、在地方任职的记录，还有没写完的诗稿整理好，放在书房里，跟爷爷的《通典》放在一起。他说：“我这辈子，没实现‘削平藩镇’的理想，但我没辜负百姓，也没辜负爷爷的教导，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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