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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万历十五年的企业管理（第1页）

第章《万历十五年》到现代企业的制度性假死

年，一个天大的“骗局”

你见过最荒诞的“企业猝死”吗？一家估值万亿、存续两百多年的级集团，没遭遇外敌入侵，没爆财务危机，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内部叛乱都没有，却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份，悄悄按下了“系统崩溃”的倒计时。更讽刺的是，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操作系统”早该更新，却没人敢动、没人能改，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从“卡顿”走向“蓝屏”，最后彻底死机。

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家“级集团”。这一年，史书上写满了“无事可记”：没有边境告急的战报，没有席卷全国的灾荒，连朝堂上的争吵都显得温和——官员们争论的不是“如何改革”，而是“该不该给刚去世的海瑞追赠官爵”；万历皇帝做的最“出格”的事，不过是把奏折堆在案头不批，躲在宫里跟太监下棋。可就是这样一个“平淡到无聊”的年份，藏着大明王朝最致命的秘密：它不是“慢慢走向衰亡”，而是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像一台没装杀毒软件、还拒绝更新的旧电脑，只剩下慢性死亡这一条路。

一、年的“东西双标”：有人在抢未来，有人在守过去

如果你能站在年的地球上空往下看，会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在“狂奔”，一边在“躺平”。

这一年的西方，正忙着“抢地盘、破规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已经把无敌舰队的最后一艘战舰编入队列，o艘战船、万兵力整装待，目标是横渡大西洋，拿下英国这个“海上绊脚石”。没人知道这场仗最后会输，但所有人都清楚：西班牙要的不是“一场胜利”，而是整个海洋的控制权，是把“全球贸易”的规则攥在自己手里。同一时间，英国的纺织厂里，新式织布机正在取代手工纺车；荷兰的港口里，商船载着香料、丝绸，往来于欧洲和东南亚之间——他们都在打破“旧世界的边界”，要么去海外抢资源，要么在国内搞创新，每一步都在为“未来”下注。

而这一年的大明，在忙着“守规矩、耗时间”。朝廷下了一道新规：“严禁沿海百姓私通海外”，理由是“倭寇虽平，海患未绝”——可实际上，所谓的“海患”早就没了，真正怕的是“老百姓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就不好管了”。京城的官员们，每天上朝讨论的不是“如何改进农具、提高收成”，也不是“如何造更好的战船、保护海疆”，而是“礼仪是否周全”“用词是否得体”。比如有个官员上奏时，把“陛下”写成了“圣上”，立刻被弹劾“大不敬”，吵了半个月才罢休；还有人提议“在北方边境修一些新式堡垒”，结果被反驳“祖宗留下的城墙够用了，何必浪费钱”，最后不了了之。

最讽刺的是什么？年，西方已经在靠“制度和技术”解决问题，而大明还在靠“道德和人情”维持运转。西班牙搞无敌舰队，靠的是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造船，有人负责练兵，有人负责后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靠什么拿俸禄；而大明的军队，连“士兵该领多少粮饷”都没个准数——要么被将领克扣，要么靠地方官府临时凑，遇到打仗，士兵还要自己带着干粮上战场。西方的商人靠“合同和法律”做生意，赚了钱就投入新的产业；而大明的商人，赚了钱第一件事是“买地、捐官”，因为只有变成“士绅”，才能避免被官府刁难。

这一年，就像大明和西方的“分水岭”。西方选择了“向外冲”，哪怕冒着战败、破产的风险，也要去闯新的世界；大明选择了“向内缩”，哪怕知道旧制度已经不管用，也不敢轻易改变。后来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冒险”赌赢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一步步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而大明的“保守”，让它错过了最后一次“系统更新”的机会，从年开始，只能在旧制度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二、黄仁宇的“火眼金睛”：不看英雄史诗，专找“系统漏洞”

很多人读历史，都爱读“英雄故事”：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好像王朝的兴衰，全靠一两个“厉害人物”撑着。但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偏偏反着来：他不写“英雄”，只写“普通人”；不写“大事”，只写“小事”；不骂“昏君奸臣”，只找“制度漏洞”。

他的“大历史观”，其实就是“找漏洞”的本事。就像你用手机，突然现app总闪退，别人可能会骂“手机垃圾”，但黄仁宇会去查：是系统版本太低？还是内存不够？抑或是app本身的代码有问题？在他眼里，年的大明，就像一台闪退不断的手机，表面上是“app不好用”，实际上是“操作系统从根上坏了”。

比如“税收漏洞”。明朝的税收，靠的是“人头税+土地税”，但收税的方式特别荒唐：不是按“你有多少地、能收多少粮”来算，而是按“祖宗定下的定额”来收。比如某个县，一百年前定的税是“每年缴ooo石粮食”，哪怕后来土地多了、收成好了，还是只缴ooo石；反之，要是遇到天灾，土地荒了，税还是一分不能少。到了年，这个漏洞已经大到补不上了：地主们兼并了大量土地，却通过“捐官”“联姻”的方式，把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缴不起税，只能卖地逃荒，土地又进一步集中到地主手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可朝廷没人敢改，因为“祖制不能动”，谁改谁就是“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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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官员漏洞”。明朝的官员，选拔靠“科举”，考核靠“道德”，工资低得可怜。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只有两银子，连养家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日常开销。于是，“灰色收入”成了公开的秘密：收税时多收一点“损耗费”，判案时收一点“辛苦费”，甚至逢年过节，地方乡绅还要“孝敬”一点——这些都成了“潜规则”。年，有个叫海瑞的官员，偏偏不遵守这个“潜规则”，他一分钱灰色收入都不要，结果自己穷得连肉都吃不起，还被其他官员排挤：“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们都成了坏人吗？”最后，海瑞只能被调到南京做个闲官，什么实事都做不了。黄仁宇说，海瑞的悲剧，不是“他太正直”，而是“明朝的官员制度，根本不允许正直的人活下去”。

还有“皇帝漏洞”。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天子”，实际上是“文官集团的傀儡”。文官们用“祖制”“道德”把皇帝捆得死死的：皇帝想立哪个儿子做太子，要听文官的；皇帝想花点钱修宫殿，要听文官的；甚至皇帝想多娶几个妃子，也要听文官的。万历皇帝刚登基时，还想做个“好皇帝”，可做着做着现，自己连“喜欢哪个女人”都不能做主——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文官们天天上奏反对，说“必须立长子，这是祖制”。吵了十几年，万历皇帝彻底心灰意冷，从年开始，他干脆不上朝了：“你们不是想管我吗？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看你们怎么办。”可皇帝不管事，文官集团又陷入了“内斗”：你骂我“奸臣”，我骂你“庸才”，没人管国家大事。黄仁宇说，万历的“躺平”，不是“他太懒”，而是“明朝的皇帝制度，根本不允许皇帝做一个‘人’”。

这些“漏洞”，在年之前就存在，但到了年，它们终于凑到了一起，形成了“系统性崩溃”：税收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官员要么贪腐，要么内斗，没人做事；皇帝躺平，朝廷失控。更可怕的是，没人能修复这些漏洞——想改税收，会得罪地主和文官；想改官员制度，会打破潜规则；想让皇帝重新理政，会得罪整个文官集团。大明王朝，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只能朝着悬崖一直跑。

三、六个“程序员”的挣扎：有人想修系统，有人想换系统，有人只能躺平

如果把大明王朝比作一个“漏洞百出的系统”，那么《万历十五年》里的六个人，就是六个不同的“程序员”：有人想修复系统，有人想推翻重写，有人现修不好只能躺平，还有人干脆放弃，去研究“系统为什么会坏”。他们的故事，就是大明系统崩溃的“全景图”。

第一个程序员：万历皇帝——从“想修系统”到“直接摆烂”。万历刚登基时，跟着张居正学“怎么修系统”：张居正搞“一条鞭法”，简化税收；搞“考成法”，考核官员，万历都全力支持。可张居正一死，万历现，自己根本掌控不了“修系统”的节奏——文官们反对张居正的改革，还把张居正的家产抄了，连他定的规矩也全废了。万历想重新推进改革，却没人听他的；他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没人听他的。年，万历彻底放弃了：“既然你们都不想修系统，那我就不管了。”他开始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不任命新官员——空缺的职位越来越多，奏折堆成了山，系统越来越卡，可万历一点都不在乎：“这系统是你们要的，坏了也该你们负责。”

第二个程序员：张居正——唯一能“大修系统”的人，却死无全尸。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也是大明最有能力的“系统工程师”。他知道系统的漏洞在哪：税收混乱，就搞“一条鞭法”，把所有税都折合成银子缴纳，简单明了；官员偷懒，就搞“考成法”，根据政绩决定升降，赏罚分明。在他的手里，大明系统稍微“流畅”了一点：国库有了余钱，边境也稳定了。可他的问题是“太强势”——他敢得罪地主，敢顶撞文官，甚至敢管万历皇帝的私生活。年，张居正去世，文官们立刻开始报复：弹劾他“专权”“贪腐”，万历皇帝也因为之前被张居正管得太严，顺水推舟抄了他的家。到了年，张居正的改革已经荡然无存，他本人也被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黄仁宇说，张居正的悲剧，是“他想一个人修整个系统，却忘了系统里的人，都不想被他管”。

第三个程序员：申时行——想“小修小补”，却成了“和事佬”。申时行是张居正之后的辅，他知道系统不能不修，但也不能像张居正那样“硬来”。他的办法是“和稀泥”：文官们吵架，他就劝“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别伤了和气”；万历皇帝躺平，他就一边劝皇帝“多上朝”，一边帮皇帝挡文官的弹劾。他想在“皇帝”和“文官”之间找个平衡点，慢慢修复系统漏洞。可年，他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万历皇帝不听劝，文官们也不买账，有人骂他“懦弱”“没骨气”，有人弹劾他“纵容皇帝，误国误民”。最后，申时行只能辞职回家——他想“小修小补”，却现系统的漏洞太大，根本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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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程序员：海瑞——想“重置系统”，却连“开机”都做不到。海瑞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觉得系统之所以坏，是因为“大家都不遵守规则”，所以他要做“规则的守护者”。他当官时，一分钱灰色收入都不要，还严查贪官污吏，甚至敢骂万历皇帝“沉迷享乐，不管国事”。他想把系统“重置”到最开始的样子，让所有人都遵守“祖制”和“道德”。可年，海瑞去世时才现，自己一辈子的努力，连“一点浪花”都没掀起来：贪官还是那么多，潜规则还是那么盛行，他制定的规矩，在他离开后就被立刻废除。黄仁宇说，海瑞的悲剧，是“他以为系统坏了是因为‘人不好’，却不知道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你再守规则，也救不了一个烂透的系统”。

第五个程序员：戚继光——想“升级武器”，却被“系统限制”。戚继光是明朝最厉害的“军事工程师”，他知道系统的“防御模块”不行——军队战斗力差，武器落后，根本打不过倭寇和蒙古。所以他自己练“戚家军”，改进火器，甚至还写了《纪效新书》，教士兵怎么打仗。在他的手里，大明的“防御模块”暂时升级了，倭寇被赶跑了，蒙古也不敢轻易来犯。可年，戚继光被罢官了——因为他是张居正的人，张居正倒了，他也跟着倒霉。更惨的是，他练的戚家军，没了他的指挥，很快就散了；他改进的火器，因为“不符合祖制”，也被封存起来，再也没人用。黄仁宇说，戚继光的悲剧，是“他想升级系统的某一个模块，却忘了这个模块，根本离不开整个系统的支持——系统不想升级，你再厉害也没用”。

第六个程序员：李贽——想“搞懂系统为什么坏”，却被当成“异端”。李贽是个思想家，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修系统”，而是去研究“系统为什么会坏”。他说，明朝的问题，不是“祖制不好”，也不是“官员不贤”，而是“大家都被‘礼教’捆住了手脚”——皇帝不能做自己，官员不能办实事，老百姓不能有想法，这样的系统，怎么可能不坏？他写了很多书，批判礼教，提倡“个性自由”，可在年，他被当成“异端”，官员们弹劾他“离经叛道”，甚至要抓他坐牢。最后，李贽在狱中自杀——他想搞懂系统为什么坏，却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六个“程序员”，代表了六种不同的选择：万历选择“摆烂”，张居正选择“硬修”，申时行选择“和稀泥”，海瑞选择“守规则”，戚继光选择“升级模块”，李贽选择“找原因”。可到了年，他们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大明的系统，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就像一台已经老化的电脑，你再怎么修、怎么补，也跑不动新的程序，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蓝屏、死机。

年，就是这样一个“骗局”：它看起来平淡无奇，却藏着大明王朝最致命的危机；它看起来无事可记，却决定了之后几百年的命运。黄仁宇写这本书，不是为了骂谁、夸谁，而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制度，最可怕的不是“遇到困难”，而是“失去了改变的能力”。当所有人都在守旧、都在内斗、都在躺平时，哪怕是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在平淡中慢慢走向灭亡。

万历皇帝——“躺平”始祖的终极抗议

你能想象吗？一个手握天下权柄的皇帝，居然活成了职场里最憋屈的“工具人”——想提拔喜欢的下属，不行；想给心爱的人一个名分，不行；连花自己宫里的钱，都要被一群人指着鼻子骂“败家”。最后没办法，只能用“躺平”对抗：不上朝、不批奏折、不做任何决定，用最消极的方式，跟整个僵化的体制死磕。

这个“躺平始祖”，就是万历皇帝。很多人骂他“昏庸懒惰”，可没人知道，他的“躺平”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硬生生逼出来的。从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到一个连奏折都懒得看的消极皇帝，万历走过的路，藏着所有“被体制pua”的人的共同委屈。

一、从“热血太子”到“摆烂皇帝”：一场持续o年的“立储pua”

万历刚登基时，根本不是后来的样子。那时候他才o岁，跟着老师张居正学治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奏折看得比大臣还认真。张居正去世后，o岁的万历亲政，更是卯足了劲想做“千古一帝”：他亲自去天坛祭天，祈求五谷丰登；他派军队去宁夏平叛，亲自制定作战计划；甚至还想改革税收，让国库更充实。那时候的他，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觉得自己能让大明重新变强。

可这团火，很快就被一场“立储之争”浇灭了。万历喜欢郑贵妃，也喜欢她生的儿子朱常洵，想立朱常洵做太子。可文官们不干了，他们拿着“祖制”当尚方宝剑，说“必须立长子朱常洛，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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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万历还想讲道理。他跟文官们解释：“立太子是朕的家事，你们就别管了。”可文官们根本不听，天天上奏弹劾，有的说“陛下违背祖制，是昏君”，有的甚至用“死谏”威胁——跪在宫门口不起来，说“陛下不立长子，臣就死在这里”。万历没办法，只能妥协，说“先不立太子，等几年再说”。

可文官们不依不饶。接下来的o年里，不管万历说什么、做什么，文官们都能扯到“立太子”上。万历想修宫殿，文官们就说“陛下先立太子，再谈修宫殿的事”；万历想派军队去边境，文官们就说“陛下不立太子，国家没有储君，怎么能打仗”；甚至万历生病了，文官们还上奏说“陛下是因为不立太子，上天降下惩罚”。

这场“立储之争”，彻底把万历逼疯了。他现，自己这个皇帝，根本做不了任何主——连喜欢哪个儿子、想立谁做太子，都要被文官们指手画脚。他跟文官们吵过、闹过、甚至罚过几个带头的官员，可没用，文官们前赴后继，就像一群甩不掉的苍蝇。

年，就是这场“pua”的转折点。这一年，万历已经跟文官们吵了年，吵得筋疲力尽，也彻底心死了。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皇帝”，而是文官们手里的“傀儡”——他们需要一个“符合祖制”的皇帝，而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既然如此，那不如干脆“躺平”：你们不是想管我吗？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看你们怎么折腾。

从这一年开始，万历彻底变了。他不再上朝，把奏折堆在案头，看都不看；他不再见大臣，连朱常洛和朱常洵都很少召见；他甚至懒得任命新官员，导致朝廷里一半的职位都空着。有人说他“懒”，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能对抗体制的方式——你要我做“傀儡”，我偏不做；你想让我按你的规则走，我偏不走。

二、认知暴击：皇帝的“绝对权力”，原来是最大的“牢笼”

提到皇帝，我们总觉得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万历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绝对权力”反而意味着“绝对的不自由”。他就像一个被关在金笼子里的鸟，看起来拥有整个天下，实际上连飞去哪里的权利都没有。

这种困境，跟我们现代人在大公司、大组织里的“工具人”体验，简直一模一样。

万历的“权力”，是文官们赋予的。文官们需要一个“皇帝”来象征“天命”，来盖章批准他们制定的政策，所以才把万历推上皇位。可一旦万历想自己做决定，想跳出他们的规则，他们就会立刻联手反对——用“祖制”骂他，用“道德”绑他，用“死谏”逼他。就像现在的公司里，领导给你的“权力”，其实是让你“按公司的规则做事”，一旦你想创新、想改变，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不符合规定”“以前都是这么做的”。

万历的“自由意志”，早就被“礼教”和“祖制”杀死了。他不能喜欢自己想喜欢的人（郑贵妃），不能立自己想立的儿子（朱常洵），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每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文官们会说“陛下的言行要符合圣人标准，不能随心所欲”。这就像现在的职场人，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拒绝不合理的要求，甚至不能有自己的情绪——领导会说“你要专业一点，不能带情绪工作”，同事会说“大家都这么做，你为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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