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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万历十五年的企业管理（第2页）

最讽刺的是，万历明明是“最高统治者”，却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他想过“退位”，可文官们说“陛下是天命所归，不能退位”；他想“不管事”，可文官们还是会把奏折堆到他面前，逼他做决定。就像现在的很多人，明明对工作充满厌恶，却因为房贷、车贷、家庭压力，只能继续“表面应付，内心麻木”地做下去——你想逃，却逃不掉。

万历的悲剧，不是“他不够坚强”，而是“他所处的体制，根本不允许他做一个‘人’”。这个体制需要的是一个“符号”，一个“盖章机器”，而不是一个有感情、有想法、有欲望的“人”。一旦他想做“人”，就会被整个体制群起而攻之。

我们现代人虽然没有“皇帝”的身份，可很多时候，也在经历着和万历一样的困境：在庞大的组织里，我们被规则绑住手脚，被他人的期待压得喘不过气，慢慢失去了自己的想法和热情，最后只能像万历一样，用“躺平”来掩饰内心的麻木。

三、暴击认知指南：如何避免陷入“万历陷阱”？个自检工具帮你破局

万历的“躺平”，看似是对体制的反抗，实则是一种“自我放弃”——他用消极的方式对抗，最后不仅没改变体制，还毁了自己，也毁了大明。我们在职场和生活中，很容易陷入类似的“万历陷阱”：遇到不合理的规则，不是想办法改变，而是选择“表面应付，内心麻木”，最后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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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做好个“自检”，就能避免陷入这种陷阱：

自检：你是“主动做事”，还是“被动应付”？

万历的悲剧，从他“被动接受皇帝身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想做什么皇帝”，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官们的安排，被动地应对“立储之争”，最后只能被动地“躺平”。

我们在职场中也是如此：如果你每天上班，只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能从中学到什么”，那你很快就会陷入“被动应付”的状态——工作没热情，生活没目标，最后只能像万历一样，用“摸鱼”“摆烂”来打时间。

破局方法很简单：每天花分钟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今天做的事，是我想做的吗？”“我能从这件事里获得什么成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去调整——要么跟领导沟通，争取做自己想做的事；要么在现有工作里找“价值点”，比如学习新技能、积累人脉。只有“主动做事”，才能避免成为“工具人”。

自检：你是“对抗规则”，还是“利用规则”？

万历对抗体制的方式，是“硬碰硬”——跟文官们吵架、冷战、躺平，结果不仅没赢，还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他忘了，对抗规则最好的方式，不是“硬碰硬”，而是“利用规则”。

就像现在的职场里，很多人遇到不合理的规则，要么“直接顶撞领导”，要么“消极抵抗”，结果要么被穿小鞋，要么被边缘化。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先理解规则，再利用规则”：比如领导让你做一件不合理的事，你可以先答应，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慢慢提出自己的想法，用“数据”“案例”说服领导；比如公司的流程太繁琐，你可以先按流程走，然后总结出“流程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让领导看到你的价值。

记住：体制和规则，不是用来“对抗”的，而是用来“利用”的。与其做一个“叛逆者”，不如做一个“改良者”——用更聪明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检：你是“依赖平台”，还是“打造自己的竞争力”？

万历之所以离不开“皇帝”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他除了做皇帝，什么都不会。一旦失去“皇帝”的身份，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哪怕被体制pua，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我们现代人也很容易犯这个错：把“平台的光环”当成“自己的能力”。比如在大公司工作，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一旦离开公司，才现自己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人，很容易陷入“万历陷阱”——因为害怕失去平台，所以不敢反抗不合理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

破局的关键，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你在什么平台，都要问自己“如果离开这个平台，我还能靠什么吃饭？”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学习一门过硬的技能，积累一个垂直领域的人脉，或者打造一个个人品牌。只有拥有“离开平台也能活”的能力，你才有底气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才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万历的故事，离我们其实不远。他的“躺平”，是对体制的无奈抗议；而我们的“摸鱼”，何尝不是对职场压力的无声反抗？但区别在于：万历没有选择，只能被困在金笼子里；而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主动做事，利用规则，打造自己的竞争力，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万历”。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张居正——这个唯一能管住万历的人，为什么死后会被万历抄家？他的改革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张居正和申时行——改革猛男与糊裱匠的宿命

一、张居正：捧着一颗真心改革，死后却连家都保不住

咱们聊张居正，得先懂他的处境——万历刚登基时才o岁，朝堂里全是混日子的老油条，国家财政快空了，地方官把朝廷命令当废纸。他这个“辅+帝师”，是硬扛着“救大明”的担子往上冲的，可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想想都让人心里堵。

他搞的那两套改革，说穿了就是“动真格”。先说考成法，之前官员办事全看心情，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中央下的命令，十件里能办成四件就不错了。张居正偏不纵容，让六部把要办的事全记在本子上，写清楚啥时候完成，他每月亲自查——没按时办的？直接降职或者罢免！就这么严，三年下来，朝廷命令的执行率一下子冲到了o以上。可你想啊，那些习惯了“不干活也能混俸禄”的官员能乐意吗？万历八年那一年，就有o多个官员因为考核不过关被罢官，是往年的十倍。更让文官集团恨他的是，他不按“规矩”用人——以前内阁里全是翰林院出身的“文臣大佬”，他偏提拔戚继光这种能打仗的、张学颜这种会算账的，把人家的晋升路给堵了，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早把他恨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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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条鞭法，这简直是断了豪强的财路。以前田赋、徭役乱七八糟的，地方乡绅和宗室勋贵钻空子，隐瞒了多少田亩就不说了，还把自己的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富人家有上千亩地，交的税却没多少；穷人家只有几分地，税却重得喘不过气。张居正不管这些，强行把所有税合并成银两缴纳，还派人去全国清丈土地，一下就查出了近oo万亩被隐瞒的田，朝廷年收入从oo万两涨到了oo万两。可这钱是从哪来的？是从宗室、豪强口袋里抠出来的啊！河南的宗室，光田庄就有oo万亩，清丈后查出o万亩没交税，逼得他们补税；辽王朱宪?占了老百姓的地，张居正也没手软，直接把他的爵位给革了——这哪是改革？这是把明朝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全得罪遍了。

最让人心疼的是，他对万历是真的掏心掏肺，却把“君臣情分”给处成了“仇怨”。他当帝师时，比万历亲爹还严——万历念错个生字，他当着满朝大臣的面就厉声纠正，一点面子都不给；万历想赏给身边宦官点钱，他说“国库没钱，不能乱花”，直接驳回；就连万历后宫的事，他都要管，怕皇帝分心耽误国事。他以为自己是“为了万历好”，可在万历眼里，这是“管得太宽”，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后来改革有了成效，朝廷有钱了，万历不但不感激，反而觉得“功劳全是张居正的，我这个皇帝像个摆设”——这份怨恨，从万历小时候就埋下了，只等张居正一死就爆。

万历十年夏天，张居正病死了，才岁。他走的时候，大概还想着自己搞的改革能让大明多撑几年，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弹劾他的奏章就堆成了山。辽王的次妃跳出来告他“占了辽王府的财宝”，这话正好说到了万历心坎里——那时候万历弟弟潞王要结婚，正缺钱呢，抄张居正的家，既能泄愤，又能捞钱，简直是“一举两得”。

最后抄家的场景，想想都让人难受：张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抄出了oo多两黄金、o万多两白银，还有些珍宝。可这些钱，大多是他当辅这么多年，朝廷给的俸禄和赏赐，哪是什么“贪来的”？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这种屈辱和酷刑，最后自缢了；其他家人要么被流放，要么沿街乞讨。他一辈子心血搞出来的考成法，当天就被废除了；一条鞭法也被地方官改得面目全非，之前清丈出来的土地，又慢慢被豪强占了回去。

你说张居正图啥呢？他不是为了自己财，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就是想让快垮掉的大明喘口气。可他太急了，也太刚了——他以为只要自己站得正、做得对，就能扛住所有压力，却忘了“树敌太多，终究会被反噬”。到最后，他救了大明，却没保住自己的家，这份遗憾，隔着几百年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可惜又心酸。

二、申时行：只想“和稀泥”，最后却糊不住墙

咱们先这么说吧，申时行接张居正的班，简直是把“反着来”刻进了骨子里。张居正那套“谁挡路就办谁”的硬脾气，到他这儿全变成了“谁都别得罪”的软身段。

他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阳面讲道德，阴面搞妥协”——意思就是表面上跟文官们聊“祖宗规矩”“家国大义”，私底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闹到台面上，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你想啊，张居正留下的考成法多严？按月查进度，不达标就撸官。申时行一上来，直接改成“按季度查”，这下官员们瞬间松了口气，混日子的又多了起来，离职率一下子掉了o。还有一条鞭法，他嘴上说“咱接着用”，可地方豪强想隐瞒田亩逃税，他也不较真，美其名曰“弹性执行”，其实就是放任不管。就连万历皇帝老找借口不上朝，他都能圆——皇帝说“脚痒”，他就跟大臣们解释“陛下连自己的毛病都说得这么细，多有诚意啊”，既给了皇帝台阶，又安抚了群臣，活脱脱一个“职场老好人”。

可这“老好人”的活儿，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最典型的就是“国本之争”：万历想废了太子立小儿子，文官集团死磕“立长不立幼”。申时行呢，私下劝皇帝“别硬来”，转头又跟大臣们说“我肯定站礼法这边”，结果两边都没落下好——文官骂他“没骨气，背叛祖制”，皇帝嫌他“两面三刀，不实在”，最后只能灰溜溜辞职。

他当辅八年，表面看好像还行：漕运的粮食从oo万石涨到了o万石，朝廷没断粮。可内里早烂了：土地兼并越来越狠，一年就从涨到；文官们的矛盾没解决，反而为后来的东林党争埋了雷；东北的女真部落都快崛起了，他也没当回事。这就像家里墙都快塌了，他不找人修，就拿白灰刷了一层，远看挺新，其实一推就倒——跟咱们现在职场里那种“为了不吵架，故意回避核心问题”的管理者一模一样，看着在维持稳定，其实是在攒更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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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了年，岁的申时行干脆辞职回家了，好歹落了个“善终”。可他留下的烂摊子，那才叫吓人：万历彻底摆烂，几十年不上朝；文官们天天吵架，正事一点不干；财政也快撑不住了，一条鞭法早就名存实亡。后来有个叫孟森的历史学家，在《明史》里骂得特别狠：“遇上糊涂皇帝，再配上只会和稀泥的大臣，这不就是等着亡国吗？”这话虽然重，但真没说错——申时行这样的“糊裱匠”，遇上明朝那种烂透了的体制，除了延缓崩溃，根本没别的用。

再看海瑞——道德圣人的恐怖杀伤力

一、这个“清官”，为啥让全天下官员都怕？

一提到海瑞，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海青天”，是连皇帝都敢骂的硬骨头。可你知道吗？在当时的官场里，他比贪官污吏还让同僚头疼——因为他的“道德”太极端了，极端到像一把没柄的刀，不仅扎别人，还会把周围的秩序搅得稀烂。

先说他的“廉洁”，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在淳安当知县时，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家里老仆种的蔬菜，连肉都舍不得买。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仗着父亲的名头，在驿站里敲诈勒索，把驿吏倒吊起来打。海瑞听说后，直接带人把胡公子抓了，还把他随身携带的几千两银子全没收，派人押送到胡宗宪面前说：“您常说要清廉，现在有人冒充您儿子受贿，我替您处置了。”胡宗宪气得说不出话，却没法作——海瑞占着“道德”的理，你反驳他，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清廉。

更让官员们害怕的是他的“认死理”。他任应天巡抚时，一上任就颁布规定：所有官员不准下乡收礼，不准侵占民田，连招待客人的菜都有严格标准——顶多三菜一汤，多一块肉都算违规。当时江南的官员，哪个没占过几亩民田、收过几次“节礼”？海瑞不管这些，直接下令清退所有被侵占的土地，连退休在家的内阁辅徐阶都没放过。徐阶算是海瑞的“恩人”，当年海瑞骂皇帝被关大牢，还是徐阶救了他。可海瑞一点情面都不讲，逼着徐阶把家里多占的田全退出来，连徐阶的儿子被抓去坐牢，他都没松口。

久而久之，海瑞成了官场里的“另类”——没人敢跟他共事，也没人敢把重要的差事交给她。因为只要他在，别人就没法按“惯例”办事，哪怕是一点无伤大雅的变通，在他眼里都是“违背道德”。有次朝廷想调他去京城任职，结果六部的官员集体反对，不是怕他能力不够，而是怕他一来，自己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你说这算哪门子事？一个清官，反倒成了官场的“麻烦制造者”。

二、“道德”一旦走极端，就成了伤人的武器

我们总说“要讲道德”，可海瑞的故事告诉我们：道德这东西，一旦变成“绝对标准”，就会从行为准则变成绑架他人的工具。他就像个拿着“道德放大镜”的审判官，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一点不符合他的标准，就会被贴上“贪腐”“虚伪”的标签，根本不管现实有多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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