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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修身智慧与文化传承（第2页）

老子以“水”为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水的“能力”（滋养万物）源于“顺应地势”，却不“居功”——“得能”者应如“水”，运用能力造福他人，却不“恃能傲物”；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无用”并非“没有能力”，而是“不将能力用于争名夺利”——“莫忘”能力的“大用”（顺应自然、滋养万物），而非执着于“小用”（个人私利）。

道家的“得能莫忘”，本质是“谦下不盈”的处世智慧：能力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顺应规律、服务万物的工具”——忘记这一点，便会陷入“自矜自伐”的困境，最终导致能力的“异化”。

（三）法家：改过致治与能臣辅国的治理逻辑

法家虽以“法治”为核心，但其对“君主与臣子改过”“能力与治理”的论述，为“知过必改，得能莫忘”提供了“社会实践”的维度。

“知过必改”：法家的“纠错致治”

法家认为，君主与臣子的“过错”会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故“知过必改”是“治国的关键”。

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强调“变法”的重要性——“变法”本质是“改正旧制度的过错”：若旧制度不符合“强国富民”的目标，便需“知过必改”，即使面临阻力也要坚持；

韩非提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韩非子?饰邪》），“私恩”即君主的“个人过错”（如偏爱臣子、忽视法律），“明主”需“知过必改”，以“公法”代替“私恩”，才能实现“国治”。

法家的“知过必改”，不似儒家那般强调“个人道德”，也不似道家那般强调“顺应规律”，而是基于“治理效果”的实用主义：过错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国家富强”，改过的目的是“提升治理效率”——这种认知让“知过必改”从“个人修身”扩展到“国家治理”。

“得能莫忘”：法家的“能臣辅国”

法家重视“术”（权术）与“势”（权势），但也强调“能”（才能）的重要性，认为“得能”的臣子是“治国的支柱”，故“莫忘”的核心是“莫忘能力的治国价值”。

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强调“举贤而任功”（《商君书?赏刑》），即“选拔有能力的人并任用他们建功立业”——“得能”者需“莫忘”自己的责任（辅助君主强国），不可因个人私利而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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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于卒伍”（《韩非子?显学》），强调“能力需从实践中获得”——“得能”不是“空谈理论”，而是“从基层积累的经验”，“莫忘”这种经验的价值，才能在高位上“辅国致治”。

法家的“得能莫忘”，本质是“能臣辅国”的治理逻辑：能力是“服务国家”的工具，“莫忘”的是“国家利益优先”——若“得能”后追求个人私利，便是“失职”，需以“法治”加以约束。

三、镜鉴：历史实践中的“改过”与“持能”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并非停留在纸面上的道德说教，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实践准则”——从帝王将相到士人百姓，无数人以自身行动诠释着这八个字的内涵，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案例。

（一）帝王：“知过必改”以安天下，“得能莫忘”以治国家

帝王作为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其“改过”与否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其“持能”与否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

唐太宗：纳谏改过，开创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知过必改”的典范。他深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广开言路，鼓励大臣进谏——其中最着名的是魏徵：魏徵曾多次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如“陛下近岁颇好奢纵”“轻用民力”等，甚至不惜触怒龙颜。

一次，唐太宗因魏徵“顶撞”而怒火中烧，回到后宫后对长孙皇后说“朕必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却以“主明臣直”为由劝谏，唐太宗当即“知过”，不仅没有处罚魏徵，反而更加重视其谏言；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他将“纳谏”视为“知过”的重要途径，将“改过”视为“治国”的关键。

正是因为唐太宗“知过必改”，才能纠正“玄武门之变”后的猜忌之心，任用贤能（如房玄龄、杜如晦），轻徭薄赋，最终开创“贞观之治”，成为历代帝王的“治国标杆”。

汉武帝：轮台罪己，回归民生为本

汉武帝刘彻在位初期，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四处征伐（如北击匈奴、开拓西域），虽扩大了汉朝疆域，却也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社会矛盾激化。

晚年时，汉武帝逐渐“知过”：他意识到“征伐无度”的过错，下《轮台罪己诏》，坦言“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并宣布“罢斥方士，停止征伐，重视农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王公开“罪己”，体现了“知过必改”的勇气；

同时，汉武帝“得能莫忘”：他虽停止征伐，却未忘记自己“治国的能力”——任命霍光等贤能为辅政大臣，延续“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的案例证明：帝王的“知过必改”不仅是“个人道德”的体现，更是“挽救王朝危机”的关键；而“得能莫忘”则是“在改正过错后，仍能运用能力稳定国家”的智慧。

（二）士人：“知过必改”以修品德，“得能莫忘”以济苍生

士人阶层作为古代社会的“知识精英”，其“改过”与“持能”的实践，不仅影响个人的人生轨迹，更塑造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

曾国藩：日课自省，改过成圣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知过必改”的代表。他早年性格急躁、傲慢，常因小事与人争执，甚至得罪同僚，后来通过“日课”（每日写日记自省）现自身过错，并逐一改正：

在日记中，他曾记录“昨日与友人争论，言语过激，此乃傲慢之过，当改之”“今日贪睡，耽误读书，此乃懒惰之过，当戒之”——他将“知过”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修正”，如“戒怒”“戒惰”“戒傲”；

晚年时，曾国藩总结自己的成长：“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可见他将“过错”视为“长进的契机”，通过“知过必改”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

曾国藩的案例证明：“知过必改”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长期的自我修炼”——唯有日复一日地自省、改正，才能实现品德的升华。

范仲淹：先忧后乐，持能济世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得能莫忘”的典范。他自幼苦读，“划粥断齑”（将粥划成四块，咸菜切成碎末，作为一日三餐），最终“得能”（考取功名，具备治理能力），但他始终“莫忘”能力的济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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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确表达了“用能力服务天下”的志向；

任地方官时，他主持修建“范公堤”（抵御海潮的堤坝），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水患；任参知政事时，他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改革弊政，虽因阻力而失败，却始终未放弃“济苍生”的初心。

范仲淹的案例证明：“得能莫忘”的核心是“莫忘初心”——能力的获得不是为了个人富贵，而是为了“解民之困、济民之难”，这种“士大夫精神”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三）民间：“知过必改”以正家风，“得能莫忘”以传家业

在民间社会，“知过必改，得能莫忘”通过家训、蒙学等载体，成为普通百姓的“修身准则”，影响着家风的传承与家业的延续。

《弟子规》：“过则改，归于无”的家风教化

《弟子规》作为清代蒙学经典，继承了“知过必改”的思想，提出“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明确告诉儿童：犯错后若能改正，过错便会消失；若刻意掩饰，反而会增加新的过错。

许多传统家庭将“知过必改”纳入家训：如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便是提醒家人“及时现并改正邪念”，以正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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