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重千斤(潇欠)_第37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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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第2页）

（一）儒家“性善论”：“容止言辞”的人性基础

儒家（以孟子为代表）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正是对“辞让之心”（礼）与“是非之心”（智）的外在践行。

从“性善论”视角看，“容止若思”不是对人性的压抑，而是对“善端”的唤醒：人天生有“恭敬之心”（礼的端绪），“容止”的沉静与庄重，是“恭敬之心”的自然流露；

“言辞安定”也不是对言语的束缚，而是对“是非之心”的运用：人天生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智的端绪），“言辞”的从容与审慎，是“是非之心”的理性表达。

反之，若“容止轻佻”“言辞浮躁”，则是“善端”被欲望遮蔽的表现——《孟子?告子上》中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容止轻佻”是“耳目之官”（感官欲望）主导的结果，“言辞浮躁”是“心之官”（理性思考）未被激活的表现。因此，“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本质，是“通过外在行为的规范，唤醒内在的善端，实现人性的完善”。

（二）儒家“修身论”：“内外兼修”的实践路径

儒家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礼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正是“修身”的具体实践路径，体现了“由外及内”与“由内及外”的双向互动。

由外及内：以“容止言辞”约束内心

儒家认为，外在行为的规范，可以倒逼内心的收敛与提升。《论语?颜渊》中，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而“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正是“克己复礼”的具体表现：

“容止若思”是“克己”在“姿态”上的体现：约束自己的身体姿态，不随意放纵，让身体处于“沉静、庄重”的状态，进而让内心也随之沉静；

“言辞安定”是“克己”在“言语”上的体现：约束自己的言语表达，不随意妄言，让言语处于“从容、审慎”的状态，进而让内心也随之审慎。

这种“由外及内”的路径，在《礼记?玉藻》中被具体化为“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通过对“足、手、目、口”等身体部位的规范，实现内心的“肃、庄、德”。

由内及外：以“内心德性”滋养容止言辞

儒家更强调“内在德性”对“外在行为”的滋养，认为“容止言辞”的本质是“德性”的自然流露。《论语?宪问》中，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明确“德”是“言”的基础——只有内心有“德”，言辞才能“安定、有分量”；反之，若内心无“德”，即便言辞华丽，也只是“巧言令色”。

同样，“容止”的本质是“德”的外在投射。《荀子?非相》中说“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这里的“形相”即“容止”，“心术”即“内在德性”——“容止”的好坏，取决于“心术”的善恶，而非“形相”的美丑。

因此，“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实践，不是“单纯模仿外在行为”，而是“先修养内心德性，再让容止言辞自然契合德性”，即《大学》所说的“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真诚，外在行为自然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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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人格理想：“君子”形象的核心特质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是传统“君子”人格的核心特质之一。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是人格的理想典范，与“小人”相对，其区别不在于身份地位，而在于德性与修养。“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正是“君子”与“小人”在外在表现上的重要区分。

君子：容止沉静，言辞从容

《论语》中对“君子”的容止与言辞有诸多描述：

“君子温文尔雅”（《论语?学而》）：“温”即温和，“文”即文雅，“尔雅”即举止得体，这正是“容止若思”的状态；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讷于言”即言辞迟钝（实则审慎），“敏于行”即行动勤勉，这正是“言辞安定”的表现；

“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重”即庄重，“威”即威严，“重”是“容止若思”的核心，“威”是“容止若思”的效果。

这些描述共同塑造了“君子”的形象：容止上，沉静、庄重、不浮躁；言辞上，审慎、从容、有分量。如孔子的弟子曾子，《论语?泰伯》中记载他“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三省吾身”的内在修养，反映在容止上必然是“若思”，反映在言辞上必然是“安定”。

小人：容止轻佻，言辞浮躁

与“君子”相对，“小人”的容止与言辞则表现为“轻佻”与“浮躁”：

《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小人穷斯滥矣”：“小人”在困境中会放纵自己，反映在容止上就是轻佻、无礼，反映在言辞上就是抱怨、妄言；

《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即言辞华丽却虚伪，“令色”即神色讨好却不真诚，这正是“言辞不安定”“容止不若思”的表现。

儒家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本质是对“修养”与“无修养”的区分——“容止若思，言辞安定”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修养的证明”，无论身份高低，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君子”；反之，即便身份尊贵，若容止轻佻、言辞浮躁，也只是“小人”。

（四）道家智慧的补充：“静以修身”的哲学支撑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思想内核，除了儒家的“修身论”，还吸收了道家“静以修身”的智慧。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清静无为”，认为“静”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修身的关键。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守静笃”即“坚守沉静”，这与“容止若思”的“沉静”状态相通——只有内心沉静，才能“观复”（看清事物的本质），进而“言辞安定”（表达符合事物本质）；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虚静恬淡”是“天地之平”（天地的本真状态），也是“道德之至”（道德的最高境界），这与“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内外合一”相通——只有内心“虚静恬淡”，容止才能“若思”，言辞才能“安定”。

道家的“静”，为儒家的“修身”提供了哲学支撑：“容止若思”的“静”，不是“故作沉静”，而是“回归内心的本真状态”；“言辞安定”的“定”，不是“刻意约束”，而是“顺应事物的本质”。因此，“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是儒道思想的融合，既强调“道德修养”，又注重“自然本真”。

三、历史语境：乱世中的修养坚守与士大夫精神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出自《千字文》，而《千字文》编撰于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年间，约公元o-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与动荡之中：政权更迭频繁（南朝宋、齐、梁、陈依次更替），战乱不断，人心惶惶。周兴嗣编撰《千字文》，其核心目的是为了给皇室子弟及贵族子弟提供蒙学教材，通过“天地、自然、伦理、修身”的系统教育，培养“内外兼修”的人才，以维系社会秩序与文化传承。

因此，“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不仅是“修身准则”，更是“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士大夫精神的坚守”。

（一）乱世中的“定海神针”：以修养对抗动荡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的核心表现是“秩序崩塌”——传统的“礼”制被破坏，人心浮躁，道德滑坡。《宋书?恩幸传序》中记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及宋世，诸帝多居内房，委政近习，于是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流及于梁、陈，未有改也。”这种“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的乱象，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人们普遍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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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成为一种“对抗动荡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