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重千斤(潇欠)_第37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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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第3页）

对个人而言，“容止若思”能让人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沉静，不被外界的浮躁所裹挟；“言辞安定”能让人在乱世中保持言语的审慎，不被流言蜚语所误导。如南朝宋的颜延之，虽身处乱世，却“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宋书?颜延之传》）——这里的“肆意直言”并非“言辞浮躁”，而是“言辞安定”的另一种表现：内心有坚定的道义，即便面对权贵，也能从容说出真话，不卑不亢；

对社会而言，“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是“重建秩序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做到这两点，社会风气就会逐渐从“浮躁”转向“沉静”，从“混乱”转向“有序”。梁武帝本人虽晚年笃信佛教，但也重视儒家教育，他下令编撰《千字文》，正是希望通过“蒙学教育”，让“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修养理念深入人心，为社会秩序的重建奠定基础。

（二）士大夫精神的载体：以人格维系文化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面对社会动荡与文化危机，士大夫们通过“修身”来维系人格的完整与文化的延续，而“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正是士大夫精神的重要载体。

谢安：“容止若思”的典范

东晋时期的谢安（虽早于《千字文》编撰，但代表了士大夫的修养传统），是“容止若思”的典范。《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弱冠，诣王蒙，清言良久，既去，蒙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蒙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谢安在“温将移晋室”的危机时刻，“神色不变”“从容就席”，正是“容止若思”的极致——内心的沉静与坚定，让他在生死关头依然能保持庄重的容止；而“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的言辞，从容不迫却直击要害，正是“言辞安定”的典范。谢安的“容止言辞”，不仅挽救了晋室，更维系了士大夫的人格尊严与文化自信。

颜之推：“言辞安定”的实践者

南北朝后期的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作者），是“言辞安定”的实践者。颜之推历经梁、北齐、北周、隋四朝，身处乱世，却始终坚守“慎言”的原则。《颜氏家训?勉学》中说“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这里的“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正是“言辞安定”的核心——言辞的目的是“利社稷”，而非“图私利”，因此要从容、审慎，有分寸。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批评“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这种批评言辞，从容不迫却切中要害，没有情绪化的指责，只有理性的分析，正是“言辞安定”的表现。颜之推的“言辞安定”，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对后世子孙的教诲，体现了士大夫“以言辞传文化”的责任。

（三）蒙学教育的核心：以准则塑造国民性

《千字文》作为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蒙学教材，其核心功能是“启蒙”——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人格的启蒙。“容止若思，言辞安定”作为《千字文》中关于修身的核心准则，通过蒙学教育，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民性。

在传统蒙学教育中，“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实践”：

家庭教育中，父母会通过“以身作则”来教导孩子：吃饭时要“坐如尸”，说话时要“言必信”，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容止沉静、言辞从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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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中，老师会通过“礼仪训练”来强化孩子的修养：入学时要“拜师长”，上课时要“坐端正”，回答问题时要“声音洪亮、言辞有序”，让孩子在集体生活中理解“容止言辞”的意义；

社会教育中，宗族、乡绅会通过“乡规民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见长者要躬身行礼”“与人交谈不抢话”等，让“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成为社会共识。

这种“从蒙学开始的修养教育”，让“容止若思，言辞安定”不仅是“士大夫的修养”，更是“普通民众的行为准则”，进而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沉静、内敛、审慎”的国民性。

四、文化渗透：从礼仪到艺术的全方位影响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作为传统修身的核心准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更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从礼仪制度到文学艺术，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治理，形成了全方位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强制灌输”，而是“自然渗透”，让“容止言辞”的修养理念成为民族文化的“隐性基因”。

（一）对传统礼仪制度的影响：“容止言辞”成为礼仪的核心

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如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核心，就是对“容止言辞”的规范。“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是传统礼仪的“内在精神”，而具体的礼仪规范（如服饰、姿态、言语方式）则是“外在表现”。

服饰礼仪：为“容止若思”服务

传统服饰的设计，以“凸显容止的沉静、庄重”为核心。如汉服的“宽袍大袖”，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约束身体的动作”——宽袍大袖让身体的动作更缓慢、更沉稳，从而呈现“若思”的状态；又如古代官员的“冠冕”，前面有“旒”（玉串），目的是“遮挡视线”，让官员“不妄视”，进而保持“容止的庄重”。

《礼记?玉藻》中记载“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馂，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饮：上水、浆、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与君同庖。”这里的“玉藻”“裨冕”“皮弁”“朝服”等服饰，都是为了“规范容止”——不同场合穿不同服饰，不同服饰对应不同的容止要求，最终实现“容止若思”。

交际礼仪：为“言辞安定”服务

传统交际礼仪（如见面礼、宴会礼、书信礼）的核心，是对“言辞”的规范。如见面时的“拱手礼”，不仅是“姿态”的规范，更是“言辞”的铺垫——拱手时身体微微前倾，体现“恭敬”，为“言辞的从容”奠定基础；又如宴会时的“酒礼”，规定“长者先饮，少者后饮”，“饮酒不醉”，目的是“让言辞保持安定”，避免因醉酒而“言辞失当”。

传统书信礼仪更是“言辞安定”的极致体现。书信的格式（如“称谓、正文、祝颂语、署名、日期”）有严格规范，正文的语言要“谦逊、从容、有分寸”，不能“妄言、失言”。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言辞从容却直击要害，既表达了对先帝的感激，又点明了当前的局势，没有情绪化的表达，只有理性的分析，正是“言辞安定”的典范。这种书信礼仪，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言辞修养”的实践。

（二）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容止言辞”成为艺术的审美标准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如诗歌、散文、书法、绘画、戏曲）的审美标准，深受“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影响——“沉静、从容、庄重”成为艺术的核心审美特质，而“浮躁、轻佻、华丽空洞”则被视为“艺术的弊病”。

文学：“言辞安定”是文学的灵魂

传统文学（尤其是散文、诗歌）强调“言有物”“言有序”，即“言辞要有内容、有秩序”，这正是“言辞安定”的核心。

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言辞安定”的典范。如韩愈的《师说》，开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言辞从容、逻辑清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深刻的思想，正是“言辞安定”的表现；又如苏轼的《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言辞从容、意境沉静，与“容止若思”的状态相契合，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沉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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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方面，唐诗中的“山水田园诗”是“容止若思”的艺术投射。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歌的意境沉静、从容，没有激烈的情感表达，却有深远的意境，这正是“容止若思”在诗歌中的体现——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传递“沉静、安定”的心境。

传统文学批评也以“言辞安定”为标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里的“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都是对“言辞安定”的要求——言辞要有真情、有秩序、有诚信，不能虚伪、杂乱、荒诞。

书法：“容止若思”是书法的精神

传统书法（尤其是楷书、行书）的核心精神，是“沉静、庄重、从容”，这与“容止若思”高度契合。书法的练习，不仅是“技巧的训练”，更是“修养的提升”——通过控制毛笔的动作，让身体处于“沉静、专注”的状态，进而让内心也随之沉静。

楷书方面，颜真卿的楷书是“容止若思”的典范。颜真卿的楷书（如《颜勤礼碑》《多宝塔碑》）结构端庄、笔画厚重，给人“庄重、沉静”的感觉，这正是“容止若思”的艺术化表现——字体的“庄重”，对应容止的“庄重”；字体的“沉静”，对应容止的“沉静”。颜真卿本人在“安史之乱”中，坚守气节，从容就义，其“容止言辞”的修养，正是其书法精神的来源。

行书方面，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言辞安定”的艺术投射。《兰亭序》的笔法从容、章法有序，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有自然的美感，这正是“言辞安定”的表现——书法的“从容”，对应言辞的“从容”；书法的“有序”，对应言辞的“有序”。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其言辞从容、意境沉静，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高度契合，实现了“文”与“书”的统一。

传统书法批评也以“容止若思”为标准。如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里的“平正”，就是“沉静、庄重”的体现——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复归平正”，即“看似简单，实则内含修养”，这与“容止若思”的“看似沉静，实则内含理性”相通。

绘画：“容止言辞”是绘画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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