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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第2页）

隋唐至清末：科举制，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唐代考“明经”“进士”，明经考经义，进士考诗赋与策论），彻底实现“学而优则仕”——无论出身，只要通过科举，即可“登仕”，使“学优登仕”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

科举制的诞生，让“学优登仕”从“理念”变为“制度”，无数寒门子弟通过苦读儒家经典，实现了“登仕”的梦想（如唐代韩愈、宋代范仲淹、明代海瑞等），也让儒家思想通过“士”的“登仕”，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摄职：“摄”非“正式任职”，而是“试错与成长”

“摄职”的“摄”，意为“代理、兼任”，即“登仕”后并非直接担任要职，而是先代理或担任副职，熟悉政务——这是儒家对“从政”的“缓冲设计”，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实践智慧。

（）“摄职”的本质：理论与实践的衔接

“学优”是“理论学习”，“从政”是“实践操作”，而“摄职”正是两者的衔接环节。儒家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即便“学优”，若未经过“摄职”的历练，也难以胜任“从政”的职责。

例如，汉代官员的任职流程中，有“守”“假”两种制度：“守”即“代理官职”（如“守京兆尹”），“假”即“临时兼任”（如“假节”），官员需在“摄职”期间表现合格，才能转为正式官职。唐代科举进士及第后，也需先担任“校书郎”“县尉”等基层官职（即“摄职”），积累地方治理经验，再逐步晋升为中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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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摄职”制度，本质是“试错机制”：一方面，让“士”在低风险的岗位上，将儒家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务（如征收赋税、处理诉讼、教化百姓），避免“纸上谈兵”；另一方面，也让朝廷考察“士”的实际能力，确保“从政”者不仅“学优”，还能“干优”。

（）“摄职”的要求：“敬慎”与“务实”

“摄职”期间，儒家对“士”的核心要求是“敬慎”与“务实”：

“敬慎”：《论语?学而》中“敬事而信”，即对待政务要严肃认真，不可懈怠；

“务实”：《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即处理政务要从实际出，不可拘泥于经典条文（如汉代循吏黄霸，在“摄职”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便民政策，而非生搬硬套儒家教条）。

“摄职”的过程，是“士”从“知识精英”向“政务精英”转变的关键——只有通过“摄职”的历练，才能真正理解“民之所苦”“政之所难”，为后续“正式从政”打下基础。

从政：“政”非“权力掌控”，而是“为民服务”

“从政”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儒家“外王”理想的实践环节。此处的“政”，核心是“仁政”，即“以民为本”的治理，而非“以君为本”的统治。

（）“从政”的核心理念：“为政以德”与“民为邦本”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明确“从政”的核心是“德治”——官员自身要“修身立德”，以道德影响力引导百姓，而非依靠刑罚强制。孟子进一步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将“民”的地位提升到最高，认为“从政”的根本是“为民谋利”。

基于这一理念，儒家对“从政”者提出了三大要求：

富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即通过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政策，让百姓富裕；

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即兴办学校，以儒家伦理教化百姓，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安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即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如灾荒救济、冤狱平反），确保社会稳定。

（）“从政”的行为准则：“廉”与“勤”

除了理念，儒家还对“从政”者的行为提出具体准则，核心是“廉”与“勤”：

“廉”：《晏子春秋》中“廉者，政之本也”，即官员要廉洁奉公，不可贪污受贿（如明代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革除弊政，打击豪强，自身生活节俭，被誉为“海青天”）；

“勤”：《尚书?周书》中“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即官员要勤政爱民，不可懈怠（如清代于成龙，任直隶巡抚时，每日处理政务至深夜，关心百姓疾苦，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从政”的本质，是“士”将“学优”的德才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践——通过“廉”与“勤”，实现“仁政”的理想，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三、思想内核：“内圣外王”与“士”的精神闭环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深层思想内核，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学优”（修身立德、提升自我），“外王”即“登仕从政”（治国平天下、服务社会），两者形成“内圣—外王”的精神闭环，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核心精神追求。

“内圣”是“外王”的前提：无“学优”则无“政优”

儒家认为，“外王”的实现必须以“内圣”为基础——只有自身“德才兼备”（学优），才能在“从政”中践行“仁政”；若自身“德寡才疏”，即便“登仕”，也只会导致“政乱”。

例如，东汉末年的董卓，虽身居高位（登仕），但无“学优”的修养（残暴不仁、贪图私利），最终导致“废立皇帝”“焚烧洛阳”，引天下大乱；而宋代的包拯，以“学优”为基础（精通儒家经典、品德高尚），在“从政”中刚正不阿、断案如神，成为“清官”的典范。

这种“内圣决定外王”的逻辑，让“学优”成为“登仕从政”的“准入门槛”——不仅是制度上的（如科举考试），更是道德上的。“士”只有先完成“内圣”的修炼，才能承担“外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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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王”是“内圣”的归宿：无“从政”则无“道显”

儒家的“内圣”并非“独善其身”的个人修养，而是以“外王”为最终归宿——“学优”的目的，是为了“登仕从政”，将儒家的“仁道”推广到全社会，实现“道统”与“治统”的结合。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试图说服诸侯推行“仁政”，虽未成功，但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正是因为他认为“内圣”的价值必须通过“外王”来体现；孟子则明确提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展现了“士”以“外王”为己任的担当。

这种“外王为内圣归宿”的逻辑，让“登仕从政”成为“士”的“使命自觉”——“士”不仅是知识的持有者，更是“道”的传播者与实践者，通过“从政”，将“内圣”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社会治理的现实，实现“修身”与“治国”的统一。

“摄职”是“内圣外王”的桥梁：无“历练”则无“转化”

“内圣”是理论，“外王”是实践，而“摄职”正是两者的转化桥梁——通过“摄职”，“士”将儒家经典中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务操作（如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处理邻里纠纷），完成“理论—实践”的转化。

例如，唐代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先担任“校书郎”（摄职），后任“永州司马”“柳州刺史”（正式从政）。在“摄职”期间，他深入了解地方政务，写下《捕蛇者说》，揭露赋税苛重的弊端；在“从政”期间，他兴修水利、兴办学校，践行“民本”理念——正是“摄职”的历练，让他的“学优”转化为“政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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