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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第3页）

没有“摄职”的桥梁，“内圣”只能是“纸上谈兵”，“外王”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摄职”的存在，确保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可行性，让“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成为一个完整的实践体系。

四、历史实践：“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正反案例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不仅是理念，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实践准则。历史上，无数“士大夫”践行这一理念，留下了正面的典范；也有部分人背离这一理念，成为反面的警示。

正面案例：以“学优”行“仁政”的典范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实践者

范仲淹（-o年）是宋代“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典型代表：

“学优”：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靠“划粥断齑”苦读儒家经典，最终于大中祥符八年（o年）进士及第，展现了“学优”的毅力与才华；

“登仕”：进士及第后，范仲淹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泰州西溪盐仓监、苏州知州等职（摄职与正式从政结合），逐步从基层官员晋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

“从政”：在从政期间，范仲淹践行“民本”理念——任泰州时，主持修建“范公堤”，抵御海潮，保护百姓农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吏治、减轻赋税，试图实现“仁政”；即便被贬，仍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范仲淹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内涵——以“学优”为基础，以“登仕”为途径，以“从政”为实践，最终实现“外王”的理想。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年）是清代“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典范：

“学优”：曾国藩出身湖南农家，六岁入塾，苦读儒家经典，岁考中进士（二甲第四名），精通“程朱理学”，兼具“德”与“才”；

“登仕”：进士及第后，曾国藩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读、内阁学士等职（摄职历练），岁升任礼部侍郎，成为朝廷重臣；

“从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组建“湘军”，平定叛乱，挽救清朝统治；同时，他推行“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吏治上，他整顿官场风气，强调“廉洁”“勤政”，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家书》是“立言”的代表），正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最高成就——通过“学优”实现“内圣”，通过“登仕从政”实现“外王”，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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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案例：背离“学优”的“从政”悲剧

（）严嵩：“才优而德寡”的奸臣

严嵩（o-年）是明代“学优”与“德劣”背离的典型：

表面“学优”：严嵩岁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擅长诗文、书法，具备“才优”的条件；

实际“德劣”：严嵩“登仕”后，为追求权力，谄媚嘉靖帝，陷害忠良（如夏言、杨继盛），贪污受贿（家产相当于全国数年财政收入），成为明代着名的奸臣；

后果：严嵩的“从政”，不仅导致朝政腐败，还引“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百姓深受其害。

严嵩的案例证明：“学优”若缺乏“德优”的支撑，“登仕从政”只会成为“谋利”的工具，最终导致“政乱”与“民苦”——这正是儒家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因。

（）蔡京：“学优而心术不正”的乱臣

蔡京（o-年）是宋代“学优”与“心术不正”的代表：

“学优”：蔡京岁考中进士，书法造诣深厚（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具备“才优”的条件；

“心术不正”：蔡京“登仕”后，投靠王安石、司马光等不同派系，反复无常，为权力不择手段；任宰相期间，推行“新法”的变种，搜刮民财，导致“花石纲”之祸（为修建艮岳，强征百姓财物），引方腊起义；

后果：蔡京的“从政”，加了北宋的灭亡，最终他被宋钦宗贬谪，死于途中，百姓“莫不恨之”。

蔡京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学优”的“才”，若用于“谋私”而非“利民”，则会成为“害民”的工具——这正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中“德优”优先于“才优”的核心原因。

五、文化影响：塑造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神”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神”，并对中国的教育、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教育的影响：“教育为从政服务”的传统

“学优登仕”的理念，让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以从政为目标”的导向：

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因为经典是“登仕”的考试内容（如科举考经义）；

教育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如书院教育中，老师除了讲经，还会教学生“如何为官”）；

社会观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汪遵《神童诗》），因为“读书”是“登仕”的唯一途径，而“登仕”是最高的社会价值。

这种教育传统，一方面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普及（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学习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即便贫寒家庭，也会尽力供子女读书，希望通过“学优登仕”改变命运。

对政治的影响：“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理念，推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官员构成：从汉代察举制到隋唐科举制，官员主要由“学优”的“士”担任，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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