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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乐殊贵贱 礼别尊卑（第3页）

《礼记?乐记》将这种关系概括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这段话的核心是：“礼”确立贵贱等级，“乐”实现上下和谐，二者结合，再辅以刑、爵、仁、义，就能实现“民治”（百姓安居乐业）。

这正是“乐殊贵贱，礼别尊卑”的思想内核——它不是单纯的等级说教，而是一套“以礼定序、以乐求和”的治理智慧，旨在构建“有序而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历史演进：礼乐制度的兴废与重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所代表的礼乐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废—重构—再兴—再废”的动态演进。不同朝代对礼乐的态度与实践，既反映了时代需求，也塑造了礼乐文明的形态。

西周：礼乐制度的“鼎盛期”

西周是礼乐制度的“黄金时代”。周公旦“制礼作乐”后，礼乐制度与“宗法封建制”深度结合，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体系：

政治层面：礼乐是“治国之术”，周天子通过“朝聘之礼”“祭祀之礼”维系与诸侯的关系，通过“乐舞规格”强化等级意识；

社会层面：礼乐是“伦理规范”，家庭中的“孝悌之礼”、社交中的“敬长之礼”深入民间，成为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

教育层面：礼乐是“教化工具”，官学（国学、乡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其中“礼”与“乐”居，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

此时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是全社会的“共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自觉遵守礼乐规范，社会呈现出“上下有序、内外和谐”的状态。《诗经?小雅?鹿鸣》描绘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正是礼乐和谐的生动写照。

春秋战国：礼乐制度的“崩坏期”（礼崩乐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封建制”的瓦解（周天子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乐制度进入“崩坏期”，史称“礼崩乐坏”。其主要表现为“僭越行为”频：

政治层面：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乐规格，如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将诸侯的鼎放入天子的宗庙，《左传?桓公二年》），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

社会层面：民间开始使用贵族的礼乐，如“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被打破，庶人也开始学习“士”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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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层面：玄学、法家思想兴起，儒家礼乐观念受到冲击，如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以礼治国”。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强调“仁政”与“礼乐”的结合；荀子则进一步展礼乐思想，将“礼”与“法”结合，主张“隆礼重法”。尽管儒家努力维护礼乐，但春秋战国的战乱格局，注定了礼乐制度难以恢复鼎盛。

汉至唐：礼乐制度的“重构期”

汉代建立后，统治者开始“重构”礼乐制度，以适应“中央集权制”的需求：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将儒家礼乐观念与“天人感应”结合，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将礼乐视为“天意的体现”，强化了礼乐的权威性；

东汉时期：编撰《礼记》《周礼》等儒家经典，系统整理礼乐制度，为后世礼乐提供了文本依据；

唐代：礼乐制度达到“重构后的鼎盛”，唐太宗命人修订《大唐开元礼》（共o卷），将礼乐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涵盖国家、社会、家庭的所有场景；同时修订《大唐雅乐》，明确不同等级的乐舞规格，实现了“礼乐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

此时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已从“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礼乐”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礼乐”——其核心功能从“维系封建关系”变为“维系中央集权”，但“礼定序、乐求和”的本质未变。

宋至清：礼乐制度的“僵化期”

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礼乐制度逐渐“僵化”，其“等级压迫”的一面被放大，“情感调和”的一面被弱化：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将“礼”与“理”结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将礼乐视为“天理的体现”，强调个体对礼乐的“绝对服从”，忽视了礼乐的“和”的功能；

明代：制定《大明集礼》，进一步细化礼乐规范，甚至将“妇女缠足”“贞节牌坊”等压迫性内容纳入礼乐体系，强化了“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

清代：继承明代礼乐制度，同时融入满族文化元素（如八旗礼仪），但核心仍是“等级压迫”——此时的礼乐，已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失去了“调和情感”的原始功能。

清代晚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传统礼乐制度遭遇“根本性冲击”——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君尊臣卑”的礼乐失去了政治基础；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礼乐制度，正式走向终结。

五、文化影响：礼乐对传统社会的深层塑造

尽管传统礼乐制度已终结，但“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所代表的礼乐文明，已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结构”“家庭伦理”“个人修养”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级秩序”的固化

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等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礼别尊卑”的长期教化，逐渐固化为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

政治结构：形成“君主专制—官僚体系—士绅阶层—百姓”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个阶层都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不可僭越；

经济结构：形成“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人被视为“末业”，其社会地位低于士、农、工，在礼乐规格上受到严格限制（如商人不可穿丝绸服饰）；

社会流动：尽管有“科举制”提供社会流动通道，但“等级观念”仍根深蒂固——即便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员的平民，也需遵守“尊卑”秩序，不可挑战君主权威。

这种“等级秩序”的固化，一方面保证了传统社会的稳定（如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领先于世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如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与等级秩序导致的“保守性”有关）。

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宗法制度”的强化

礼乐制度对家庭伦理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宗法制度”的强化——以“父权”为核心，以“孝悌”为伦理准则，构建“家庭等级秩序”：

父权至上：父亲是家庭的“绝对权威”，子女需“绝对服从”，不可违背父亲意愿；父亲对子女有“生杀大权”（如传统社会的“父为子纲”）；

男尊女卑：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需“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不可参与家庭决策，不可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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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有序：兄长在家庭中享有“优先权利”（如财产继承的“嫡长子继承制”），弟弟需“尊敬兄长”，不可僭越。

这种“宗法制度”的强化，一方面维系了家庭的稳定（传统中国家庭多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女性的自由），成为后世批判传统礼教的重要靶点。

对个人修养的影响：“礼俗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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