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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两疏见机 解徂谁逼 jiě cu shui bi（第2页）

汉宣帝见二人去意已决，不再挽留，为彰显自己的“贤明”与对儒臣的恩宠，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汉书?疏广传》）。当时，二千石官员的年薪约为一百二十斛谷，二十斤黄金相当于普通官员数十年的俸禄，足见汉宣帝对“两疏”的重视。此外，汉宣帝还下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组织百官为二人送行，场面盛大，“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成为当时长安城内的一大盛事。

归乡享乐：散金宴客，不置家产

疏广、疏受归乡后，并未将赏赐的黄金据为己有，而是“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汉书?疏广传》）。有人劝他们为子孙购置田产，留下财富，疏广回答：“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这番话体现了其深刻的教育理念与人生智慧：子孙自有子孙福，过多的财富只会消磨子孙的斗志，引他人的怨恨，不如“散金宴客”，既享受天伦之乐，又为家族积累声望。

后世称颂：典范永存，载入史册

疏广、疏受归乡后，“以寿终”，无疾而终，家族也因他们的智慧而得以保全。《汉书》作者班固在评价二人时说：“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可谓知命矣。”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定贤》中也称赞：“疏广、疏受，太子之傅，位在三公之下，秩为二千石，既去，归老于家，人劝其为子孙买田宅，广以谓多财损志，少财勉事，论之者以为贤。”此后，“两疏辞官”成为历史典故，被历代文人墨客引用、赞颂，成为“功成身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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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辞官原因的深层解析：政治智慧与人生哲学的统一

疏广、疏受选择辞官，并非单纯的“年老体衰”，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对政治局势的理性判断，也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认知，体现了政治智慧与人生哲学的高度统一。

政治层面：规避风险，保全家族

如前所述，汉宣帝时期虽为“昭宣中兴”，但皇权高度集中，对权臣、外戚的打压极为严厉。霍光家族的覆灭、萧望之的自杀等事件，都让疏广、疏受深刻认识到“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们身为太子太傅、少傅，虽深得信任，但太子即位后，新的政治集团必然形成，自己作为“旧臣”，可能因“功高震主”或“不合时宜”而被排挤、打压。因此，在太子“通明经术”、自己“官成名立”之时选择辞官，既能保全自身性命，又能为家族留下安全的生存空间，是典型的“明哲保身”之举。

思想层面：践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

疏广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作为辞官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道家思想对其的深刻影响。道家认为，事物展到极致必然走向反面，“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因此，人应当“知足”“知止”，避免陷入“盛极而衰”的困境。疏广、疏受身为儒臣，虽以儒学为官，但并未排斥道家思想，而是将“儒道互补”的智慧融入处世之道中：以儒学修身、治国，以道家避祸、全身，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

人生层面：追求自由，享受天伦

在疏广看来，人生的价值并非只有“当官掌权”，更在于“归老故乡，以寿命终”的自由与天伦之乐。他归乡后“散金宴客，与族人故旧相娱乐”，拒绝为子孙购置田产，体现了对物质财富的淡泊与对精神享受的重视。这种“不为名利所累，追求内心自由”的人生态度，与当时盛行的“官本位”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世士人提供了另一种人生选择的可能。

三、哲学思想：“进退之道”的多元解读与文化基因

“两疏见机，解徂谁逼”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并非单一的道家思想，而是融合了儒、道、易三家的智慧，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进退之道”。这种“进退之道”不仅是士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生态、士人精神与人生哲学。

（一）道家“功成身退”的智慧内核

道家思想是“两疏见机”的核心哲学支撑，尤其是《老子》提出的“功成身退”理念，直接影响了疏广、疏受的辞官选择。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宇宙规律

《老子》第九章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意思是：持有并充盈某物，不如停止；锤炼并使其锋利，难以长久保持；金玉堆满厅堂，无人能够守护；富贵而骄横，只会自取灾祸。功成名就后主动退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

疏广、疏受的辞官，正是对这一“天之道”的践行：他们在“官成名立”之时选择退隐，避免了“持盈”“锐进”可能带来的灾祸，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循。道家认为，自然规律是“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有其展的极限，过极限必然走向反面，因此，“知止”“知足”是保全自身的关键。

“淡泊名利，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道家强调“少私寡欲”“顺其自然”，反对过度追求名利、权势。疏广归乡后“散金宴客，不置家产”，拒绝为子孙积累财富，体现了对名利的淡泊；他以“年老体衰，思念故乡”为由辞官，而非以“功高盖主”自居，体现了“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与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核心理念相契合，也为后世士人提供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典范。

（二）儒家“中庸之道”的处世准则

儒家思想虽强调“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也并非一味“进取”，而是主张“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进退有度”，这与“两疏见机”的内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平衡智慧

《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在儒家看来，“进取”与“退隐”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的：当国家需要、自身有能力时，应“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当局势不利、自身面临风险时，应“适时退隐，保全自身”，这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中庸之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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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广、疏受在太子“通明经术”、自身“官成名立”之时辞官，既没有“贪权恋栈”（过），也没有“过早隐退”（不及），而是选择了“恰到好处”的时机，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平衡智慧。他们以“孝”为名辞官，既尊重了皇权，又保全了自身，是“忠”与“孝”的统一，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

“明哲保身，进退有度”的士人精神

儒家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但也重视“明哲保身”。《诗经?大雅?烝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意思是：既聪明又有智慧，才能保全自身。这种“明哲保身”并非“胆小懦弱”，而是“识时务、知进退”的智慧。

疏广、疏受作为儒臣，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们通过“见机辞官”保全自身与家族，正是“明哲保身”的典范。这种“进退有度”的士人精神，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成为后世士人处世的重要准则。

（三）《周易》“时位之辨”的辩证思维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强调“时”与“位”的辩证关系，认为“时”（时机）与“位”（地位）是决定事物展的关键因素，这也为“两疏见机”提供了哲学支撑。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时机把握

《周易?艮卦?彖传》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意思是：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动静都不违背时机，前途就会光明。“两疏见机”的“机”，正是《周易》所说的“时机”，疏广、疏受能够准确把握“官成名立”的时机，选择“止”（辞官），避免了“动静失时”可能带来的灾祸，体现了对“时”的深刻把握。

“位不当也”的风险预判

《周易》强调“位”的重要性，认为“位不当也”是导致灾祸的重要原因。疏广、疏受身为太子太傅、少傅，虽“位高权重”，但随着太子逐渐长大，新的政治集团将形成，他们的“位”将不再“得当”，若继续占据高位，必然会与新的政治力量生冲突。因此，他们选择在“位”仍“得当”之时主动退隐，避免了“位不当也”的风险，体现了对“位”的清醒认知。

（四）“进退之道”的文化基因与历史传承

“两疏见机，解徂谁逼”所蕴含的“进退之道”，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代传承与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

从历史上看，后世许多士人都以“两疏”为典范，践行“进退之道”：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田园，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体现了对自由与淡泊的追求；唐代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虽多次入仕，却始终保持独立人格，最终选择退隐，彰显了“不屈己、不干人”的精神；北宋文学家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却能“进退自如”，在官场上积极有为，在贬谪中寄情山水，体现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智慧。

这些士人虽身处不同时代，却都继承了“两疏”的“进退之道”，将“积极入世”与“消极避世”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独特的精神品格。这种“进退之道”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历代明君往往会尊重士人“功成身退”的选择，如汉宣帝对“两疏”的厚赏与挽留，体现了对士人智慧的认可；而历代权臣若“贪权恋栈”，往往会遭遇灾祸，如霍光家族的覆灭，从反面印证了“进退之道”的重要性。

四、文化内涵：从历史典故到文化符号的演变

“两疏见机，解徂谁逼”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非局限于历史典故本身，而是经过历代文人的解读、引用与重构，逐渐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演变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价值观念：“淡泊名利”与“明哲保身”的双重彰显

“淡泊名利”的价值追求

“两疏”归乡后“散金宴客，不置家产”的行为，体现了对物质财富的淡泊，这种价值观念被后世文人不断弘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重要体现。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道家主张“少私寡欲”，“两疏”的行为正是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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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人在引用“两疏”典故时，往往会突出其“淡泊名利”的品格，如东晋陶渊明在《咏二疏》中写道：“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睇古始，豁览情世故。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诗中称赞“两疏”能够“功成自去”，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表达了对“淡泊名利”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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