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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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在场的声音（第1页）

会议厅穹顶下的灯光过于明亮，苏晚站在讲台上时，能看见台下每一张面孔的细微表情。三百个座位几乎坐满，前排是白苍苍的老学者，中间是各国中坚研究人员，后排有学生和媒体。怀瑾和顾承屿坐在第三排左侧，女儿朝她偷偷挥手，顾承屿则用眼神示意她放松。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主席开始介绍，“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苏晚女士，她将为我们带来主旨言：‘费明理·理查兹的东方之旅：一个个案研究中的文化张力与连接’。”

掌声响起。苏晚深吸一口气，走到讲台中央。激光笔的光点在身后的屏幕上跳动，她的第一张幻灯片是费明理o年的一张照片——年轻，眼神里还有理想的光。

“早上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两个大陆、三种文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费明理·理查兹，o年出生在伦敦切尔西区，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东方，年在云南昆明去世。在这十九年里，他留下了过五千页的日记、信件和研究笔记，收集了大量文物，但也埋下了至今仍在引思考的问题：在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下，一个西方人如何与东方文化互动？他留下的遗产，应该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苏晚的声音在扩音器中显得平稳清晰。她按照精心准备的逻辑推进：先介绍费明理的历史背景和原始资料，然后讲述他早期在茶马古道上的活动，特别是与藏族向导阿旺的友谊——这是新现，引起了台下学者的兴趣，有人开始做笔记。

“值得注意的是，费明理与阿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雇关系。”她调出两人在丽江的合影，“在日记中，费明理称阿旺为‘我的老师’，记录了他如何向阿旺学习藏语、骑马、理解当地习俗。而阿旺去世后，费明理不仅资助他的弟弟上学，还多年关照他的家人。这种跨越文化和阶层的个人情谊，构成了费明理后来深入云南社会的基础。”

讲到费明理与卓玛的关系时，苏晚感到台下气氛微妙的变化。她刻意放慢了语：“o年，费明理在维西县遇见了藏族女性卓玛。他们后来建立了家庭，有了儿子扎西。这段关系在历史档案中几乎没有记录，但通过家族口述史和新现的信件，我们可以确认它的存在。对此，我不想简单归类为‘殖民关系’或‘浪漫爱情’，而是想呈现它的复杂性：这里有权力不平等，有文化差异，但也有真实的情感和承诺，有费明理晚年在日记中表达的深深愧疚和遗憾。”

她展示了费明理年日记中的一段话：“‘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给卓玛和扎西应有的名分和安全。我以保护之名离开，实则是懦弱。’”

台下一片寂静。苏晚继续：“费明理的矛盾性在他晚年尤为明显。一方面，他继续从事文物收集，有些是通过购买，有些是通过交换，也有些——我们必须承认——是利用了他的特殊身份地位。但另一方面，从o年开始，他将大量文物捐赠给了云南当地的寺庙、学校、村庄，并留下了详细的清单。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对文物背后文化意义的系统记录。”

这时，她展示了费明理“记忆档案”的照片：那些文物照片、测绘图纸、文化背景记录。“他的目标似乎生了转变：从收集物品转向理解文化，从占有转向记录。这在他年的一封信中表述得很清楚：‘真正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它承载的记忆和意义。’”

言的最后一部分，苏晚转向当代启示：“费明理的故事在今天有何意义？我认为，它先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单一的标签——无论是‘殖民者’还是‘文化保护者’——都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其次，它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性：在宏观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下，存在着具体的个人互动、情感连接和相互影响。最后，它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是完全否定，还是有选择地继承？是简单归还，还是建立新的对话？”

她结束言：“费明理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努力理解不同文化、但又无法完全摆脱自身局限的人。他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留下了足够诚实和丰富的记录，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那些张力和努力。在这个依然充满文化隔阂的世界里，这种看见本身，也许就是对话的开始。谢谢。”

掌声响起，比开场时更热烈一些。苏晚看见顾承屿在鼓掌，怀瑾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拍手，小脸兴奋得红。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第一个提问的是一位来自印度德里大学的教授，问题尖锐：“苏女士，您似乎为费明理的文物收集行为提供了某种辩护。但事实是，无论他后来捐赠了多少，他最初的行为仍然是殖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将非西方文化对象化、物化，为西方学术服务。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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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预料之中。苏晚调整了一下话筒：“感谢您的提问。我同意您的分析，费明理早期的活动确实嵌入在殖民知识体系中。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呈现他的转变过程。从o年到年的十年间，他的日记显示出对自身角色越来越深的反思。例如在o年，他写道：‘我开始怀疑，我的记录是否真的有助于理解另一种文化，还是只是在强化我们已有的分类框架。’这种自我质疑，在当时是难得的。”

“但自我质疑并没有改变行为。”另一位学者插话。

“确实没有完全改变。”苏晚承认，“他继续收集文物，直到晚年。但行为的动机和方式生了变化：从最初的猎奇和学术兴趣，转向了更系统的文化记录；从带走文物，转向了捐赠和在当地保存。这种转变可能不彻底，但值得关注——因为它展示了在结构性限制下，个体能动性的可能和局限。”

第三个提问者是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苏老师，作为费明理的后人，您的个人情感是否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

这个问题让苏晚停顿了一下。她看了一眼台下的顾承屿，他微微点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诚恳地回答，“我必须承认，刚开始现家族联系时，我确实经历了情感冲击和立场困惑。但这也促使我建立了更严格的研究方法：所有资料都经过多方验证，所有结论都基于证据链。同时，我邀请其他学者参与研究，进行同行评议。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客观’，而应该是有温度的‘诚实’——诚实地呈现复杂性，诚实地承认自己的位置。作为后人，我有责任讲出完整的故事，包括那些不光彩的部分。”

问答持续了四十分钟。有些问题尖锐，有些问题深入，但苏晚都尽力回答。结束时，她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小片。

中场休息时，几位学者围过来继续讨论。一位法国老太太握住她的手：“您的言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二战前在越南做研究，也有类似的矛盾和挣扎。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细致的历史研究。”

埃文也走过来，低声说：“非常出色。你处理棘手问题的方式很成熟。”

顾承屿和怀瑾等到人群散去才过来。怀瑾扑进苏晚怀里：“妈妈讲得好棒！虽然我听不太懂。”

“谢谢宝贝。”苏晚抱起女儿，感觉手臂在微微抖——是紧张后的生理反应。

“去喝点东西。”顾承屿接过她的电脑包，“你需要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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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特别展览在大英博物馆的号展厅。展览标题是“传教士的收藏：信仰、学术与殖民遭遇”，展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教士从非洲、亚洲、太平洋岛屿收集的各种物品。

费明理的捐赠品在一个独立的展柜里，标签上写着：“来自中国云南的日常物品，费明理·理查兹捐赠，o年”。

苏晚一件件看过去：一件白族女性围腰，一套傣族竹编餐具，几个彝族漆器，一些藏文经书的复制品。确实如埃文所说，没有“珍贵”的文物，都是普通人的生活用品。每件物品都有费明理手写的标签，说明用途和文化意义。

但有一件物品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个不大的铜制盒子，标签写着：“‘记忆盒’，据称用于保存重要文件或小型圣物，来源不详，风格混合。”

盒子确实很特别：底部是中国传统的云纹装饰，盒身却有类似欧洲纹章的图案，盒盖顶部镶嵌着一小块象牙，上面刻着极小的符号。苏晚俯身细看，那些符号她见过——在怀瑾无意识画出的图案里。

她感到一阵寒意：“这个盒子……有被研究过吗？”

埃文查看了展品记录：“没有详细研究。o年入藏后就一直存放在仓库，这次展览是第一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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