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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库对话的余韵
韩丽梅的迈巴赫驶出车库,尾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划出两道红色的光弧,随即消失在出口的坡道尽头。引擎的轰鸣声渐行渐远,最终被车库内其他车辆的进出声、脚步声、谈话声彻底淹没。
张艳红依然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块已经脏了的抹布。冷白的日光灯从头顶洒下,将她瘦小的身影在水泥地面上投出一个清晰的、孤零零的影子。她望着韩丽梅离开的方向,久久没有动,仿佛还在消化刚才那场短暂但沉重的对话。
车库里的空气似乎随着韩丽梅的离开而重新流动起来。远处有同事发动汽车,引擎的轰鸣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有保安骑着电动车巡逻,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有下班晚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走向自己的车,谈笑声在车与车的缝隙间飘荡。
但这些声音,在张艳红耳中都显得遥远、模糊,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她的全部注意力,还停留在刚才与韩丽梅的对话上,停留在那些关于家庭、关于兄弟姐妹、关于负担的问题上。
“你家里,兄弟姐妹几个?”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这两句对话,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像两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触碰到她心底那些最隐秘、最不愿触及的角落。
她感到一种奇怪的、混合着疲惫、不安、和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委屈的情绪。为什么要问这些?韩丽梅,那个高高在上、永远冷静从容的集团总裁,为什么要关心她这样一个底层助理的家庭情况?是出于上级对下属例行公事的了解,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她不知道。但那些问题,像一把把小钥匙,无意中打开了她心里那些上了锁的抽屉。抽屉里装着的,是她平时不愿多想、不敢多想的记忆和感受。
关于家的记忆。
二、回忆的碎片
张艳红终于动了。她缓慢地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抹布,重新开始擦拭电动车。动作机械,缓慢,像一台电力不足的老旧机器。但她的思绪,已经飘回了北方那个小县城,飘回了那间低矮的平房,飘回了那些沉重而灰暗的岁月。
记忆里,家总是和“缺钱”联系在一起。
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收入不稳定,有活时一个月能挣两三千,没活时就只能在家闲着,抽着最便宜的烟,望着漏雨的屋顶叹气。母亲在服装厂做零工,计件工资,为了多挣几块钱,常常加班到深夜,眼睛熬得通红,手指被针扎出厚厚的老茧。
哥哥张耀祖比她大三岁,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跟着父亲在工地干过一段时间,嫌累,后来又去工厂,嫌工资低,换了好几份工作,没有一份做得长久。三十岁了,还没成家,这在北方小县城已经算是“大龄”了。母亲整天愁,托人介绍对象,但人家一听他家的情况——父母体弱,家境贫困,还有个妹妹在外地打工——大多就没了下文。
而她,张艳红,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里的“负担”。
不是父母明说的,是从那些细碎的日常中感受到的。吃饭时,肉和蛋总是先夹给哥哥,她只能吃素菜。过年买新衣服,哥哥总有,她常常穿亲戚家孩子穿剩的。交学费时,母亲总要叹气,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但她还是想读书。初中时,她的成绩不错,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但初三那年,父亲在工地摔伤了腰,需要钱治病。家里拿不出钱,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艳红,妈知道对不住你,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你哥还没成家,你爸看病要钱……你,就别读了吧。”
她没哭,只是点了点头。第二天,她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把课本收拾好,背回家,塞在床底下。然后,她跟着邻居家的姐姐,去县城的餐馆打工,一个月八百块。
那一年,她十五岁。
记忆里,那个冬天特别冷。餐馆没有暖气,她穿着单薄的工作服,在冰冷的后厨洗菜、切菜、刷盘子。手冻得通红,长了冻疮,又痒又痛。晚上回到租的小隔间,盖着薄薄的被子,冷得发抖,睡不着,就想起学校温暖的教室,想起老师讲课时温和的声音,想起同学们讨论习题时的专注神情。
但她不能想。想也没用。
后来,父亲腰伤好了一些,但干不了重活了,只能在家附近打点零工。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高血压,心脏病,常年吃药。哥哥依然不争气,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钱没挣到,脾气倒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
家里的经济压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她身上。
在餐馆做了两年,她去服装厂,工资高一点,一个月一千二。但更累,工作时间更长,经常加班到深夜。她省吃俭用,每个月留一点点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母亲在电话里说:“艳红,你爸的药快吃完了”“你哥相对象,人家要彩礼”“家里房子漏雨,要修一下”……
她成了全家的指望。虽然她一个月只挣一千多,虽然她自己也活得艰难,但在家人眼里,她在大城市打工
;,能挣钱,就应该承担。
来南城,是她自己的决定。听说南方机会多,工资高。她攒了半年路费,跟老乡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来到了这座繁华而陌生的城市。
但来了才发现,机会是多,但竞争更激烈。她初中没毕业,没学历,没技能,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快餐店服务员,服装店店员,超市收银员……她什么都做过,但工资都不高,还经常被克扣,被刁难。
直到进了丽梅集团。虽然是行政助理,虽然是底层岗位,虽然工资也只有三千五,但至少是正规公司,有五险一金,有稳定的工作时间,有……一点渺茫的希望。
但家里的索取,从未停止。反而因为她进了“大公司”,变得更理所当然,更频繁,更沉重。
三、眼中的黯淡
电动车已经擦得很干净了,但张艳红还在机械地擦拭着,动作越来越慢,最终停下。她直起身,靠在车座上,闭上眼睛。
冷白的灯光透过眼皮,在黑暗中投下一片暗红色的光晕。她感到眼眶发热,鼻子发酸,有什么温热的液体在积聚,想要涌出来。
但她用力眨了眨眼,将那股湿意逼了回去。不能哭。哭了也没用。哭了只会让她显得更可怜,更软弱,更……不堪。
她想起刚才韩丽梅问她“家里主要靠你”时,她心里那阵尖锐的刺痛。是的,家里主要靠她。虽然她挣得不多,虽然她自己都活得艰难,但她是全家人唯一的指望,是全家人理所当然的提款机。
母亲上周的电话还在耳边回响:“艳红,你爸这个月的药快吃完了,那个进口药效果好,但贵,一个疗程要三千多。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看看能不能……”
三千多。她一个月的工资,扣掉房租、生活费,剩下的连一半都不到。但她说“我看看能凑多少”。
哥哥昨天发来的微信:“艳红,我看中一套房子,首付二十万,定金五千。妈说让你先帮着把定金交了,后面的再想办法。”
五千。她账户里只剩三百多。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她只能说“我看看能凑多少”。
有时候,夜深人静时,她也会想:凭什么?凭什么哥哥可以理直气壮地索取,而她必须无条件地给予?凭什么父母总是偏心哥哥,却把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压在她身上?就因为她是个女儿?就因为她在外面打工?
但她不敢深想。深想了,心里那股压抑的愤怒和委屈,会像火山一样喷发,会让她无法继续扮演那个孝顺、懂事、能干的女儿和妹妹。
所以她选择麻木。选择不去想,不去问,不去争。只是低着头,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寄钱,继续接那些永远在要钱的电话。
这就是她的生活。沉重,艰难,看不到尽头。
但今天,韩丽梅的那些问题,像一道强光,照进了她刻意维持的麻木和沉默中,让她不得不短暂地、直面那些她一直在逃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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