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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同样变相平衡打压儒家的唐宗宋祖（第3页）

“朕欲抑武人，兴文教，使士人掌枢机，以为可致太平。”

“然......然若后世我大宋之‘士’，皆变成此等口吐‘安安饿殍’之辈，那......那这‘崇文’，与纵容另一批‘虎狼’上位，有何区别？！！”

赵匡胤的思绪回到了五代，那些拥兵自重、视百姓如草芥的节度使、军头的面孔一一闪过。

“五代武人，跋扈骄兵，动辄屠城掠地，视民命如蝼蚁，此乃朕亲身经历，深以为戒，故欲以文制之。”

赵匡胤的眉头紧锁，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

“而后世明儒，盘踞朝堂，夺民之食，断民之生，更出此诛心之论，其行径，其心术，与那些跋扈武人，在苛虐百姓这一点上，有何本质不同？”

“不过一者持刀，一者持笔；一者明抢，一者巧夺！”

这个发现让赵匡胤不寒而栗，他“崇文抑武”的国策基石，似乎在这一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如果抑武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更精致、更虚伪、同样不恤民命的“文蠹”，那么大宋的未来，岂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

赵普侍立一旁，早已是心惊肉跳。他深知“崇文抑武”是皇帝既定之策，也是他极力赞同的方略，绝不能让这来自未来的可怕景象动摇国本。

随即赵普立刻躬身，语气急切而坚定：

“陛下圣明！然，天幕所示，乃数百年后之事，彼时儒学是否已然变质，传承是否已然偏颇，犹未可知！”

“岂可因后世不肖子孙之恶行，而疑及当下，动摇我大宋立国之基？！”

随即赵普上前一步，言辞犀利地为当下儒生辩护，并与明儒进行彻底切割：

“陛下！我大宋初立，文风初振，士人皆怀报国之志，欲一扫五代之颓靡！”

“臣等所读之书，乃孔孟正道，所循之理，乃‘民为邦

;本’！‘不做安安饿殍’此等禽兽之言，绝非我宋儒所能道，更绝非我宋儒所敢想！”

赵普进一步阐述宋儒与想象中的明儒之区别：

“五代乱世，礼崩乐坏，正需儒家纲常伦理以定人心，正秩序！”

“我宋儒之责，在于教化万民，使知忠孝节义；在于辅佐圣主，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岂会如明末腐儒般，坐视民困而空谈，乃至出此暴虐之语？此非儒也，实乃国贼！”

赵普最后恳切道：

“万望陛下圣察！我大宋之‘崇文’，所崇当为明经致用、心怀天下的真儒，绝非后世那般只知空谈、心似铁石的伪儒、小人儒！”

“若因噎废食，则国策动摇，五代乱象恐将复萌啊，陛下！”

赵匡胤听着赵普的辩解，神色稍缓。

赵普的话不无道理，不能因未来的可能而全盘否定当下。

但是赵匡胤心中的警惕并未消除，天幕的警示太过触目惊心。

而后，赵匡胤沉吟良久，目光再次扫过天幕，仿佛要将那“安安饿殍”四个字刻入心中。

随即赵匡胤看到了始皇帝对儒家的不信任，也看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反思，更看到了唐太宗对儒学异化的警惕与平衡之策。

最终，赵匡胤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帝王的沉稳与决断：

“则平所言，亦有理。”

“然，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始皇、汉武、唐宗，皆雄才大略之主，彼等于儒家之态度，或严苛，或独尊后又反思，或力求平衡，皆因看到了其弊。”

“朕之‘崇文抑武’，其志不改。然，‘崇文’之‘文’，不可仅局限于儒家一门！”

赵匡胤目光灼灼地看着赵普道：

“法家之术，赏罚分明，律令严整，可清吏治，可强国家！”

“墨家之论，节用爱人，重视守备，可戒奢靡，可固城防！”

“乃至兵家、农家、纵横家......凡有益于国计民生、富国强兵者，皆当取其精华，存其血脉！”

“朕要的，是文教并蓄！是百家之智，皆能为朕所用！绝不容任何一家学说独霸朝堂，堵塞言路，最终僵化腐朽，变成那逼民为‘安安饿殍’的怪物！”

“日后开科取士，或可加试律法、算学、农工实务！使士子不仅通经义，更明时务，知民生艰难！”

“如此，以儒家定人伦秩序，以法家立国之纲纪，以百家之长为辅翼，相互制衡，相互砥砺，方能使我大宋文教，始终保有活力与仁心，避免重蹈明末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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