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喜乐讲故事)_第482章沈阳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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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2章沈阳凶宅（第1页）

二〇一三年秋天，我拖着两个行李箱，从山西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沈阳。出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风刮在脸上像刀片，把我的嘴唇吹得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工作找得还算顺利，可租房的事把我折腾得够呛。我白天上班，晚上刷网上的出租信息，周末跟着中介满城跑。看了七八套，不是太贵就是太破。直到那天，一个朋友推给我一个中介的电话，说这人手上可能有合适的。

中介姓刘，四十多岁，矮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说话油滑，一口一个“妹子你放心”。他带我看了铁西区一套房子。房子在六楼，新装修，墙面雪白，地板锃亮，窗户朝南，阳光涌进来照得整个客厅暖洋洋的。厨房装了抽油烟机，卫生间有热水器，卧室里还配了一张全新的实木床。我问多少钱，他说八百。

八百。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地段、这种装修，在沈阳怎么也得一千五往上。我问为什么这么便宜，他支支吾吾地说房东要去外地展，急着出租，限今天定下来。我将信将疑，可房子实在太合心意了——干净的墙面、明亮的阳台、还有那个可以放满绿萝的窗台，都是我梦想中的样子。我咬了咬牙，当场付了定金，签了半年合同。

搬进去的头几天，我挺满意。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屋里安安静静的，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橘黄色的一小块，看着就暖和。我买了绿萝摆在窗台上，在床头贴了几张拍立得照片，还铺了一块毛茸茸的灰色地毯。我拍了张照给我妈，我妈说“不错，像个家了。”那几天我连做饭都多了兴致，炒鸡蛋、煮面条，吃完窝在沙上刷剧，觉得生活总算在慢慢好起来。

可住了不到一礼拜，身体开始不对劲了。

我本来睡眠极好，脑袋一挨枕头就着，雷打不动。可在那房子里，每晚都做梦，乱七八糟的，有时是被人追，有时是从高处往下掉，有时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就是昏昏沉沉地睡一夜，醒来像被人打了一顿。枕头是湿的，手心全是汗，眼睛又酸又涩。白天上班，我坐在工位上，眼皮重得像吊了铅块，咖啡灌了两杯也不管用。同事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可能是换季。

更奇怪的是，我的脖子开始疼，不是落枕那种疼，是那种从皮肤底下往外拱的酸胀，像有什么东西在血管里爬。我以为是睡姿不对，换了个枕头，没用。

我开始隐隐觉得这房子里还有一个人。不是看见，不是听见，是感觉到。那种感觉像你在黑暗中闭着眼睛，可你知道对面的墙角蹲着一个人，你闻得到他的气味，听得见他若有若无的呼吸。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觉得衣柜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看我，目光冷冷的，黏糊糊的，像一层湿布裹在我身上。我不敢睁眼，把被子拉到下巴，死死闭着。

我告诉自己，这是刚来沈阳不适应，过阵子就好了。

第十天晚上，我加班做ppT，忙到快凌晨一点。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橘黄的光照着键盘和我的手背。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我听见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那是男女之间的喘息声，又重又急，隔着一堵墙，清清楚楚地钻进我耳朵里。我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把耳机戴上。可那个声音像是长了腿，还是往耳朵里钻。

没过多久，隔壁的画风就变了。先是拌嘴，声音越来越大，那个男人的嗓门粗得像劈柴，女人尖锐地回嘴，一字一句像钉子。然后是“咣当”一声，像碗摔在地上，瓷片迸溅的声音又脆又响。接着是男人的吼叫和女人的哭喊，歇斯底里的，像是要把对方撕碎了才罢休。那个女人的哭声又尖又细，在午夜听起来像指甲刮玻璃，一下一下挠得人头皮麻。我缩在被子里，双手捂着耳朵，浑身抖。那哭声持续了将近十分钟，才渐渐变成抽泣，最后彻底安静。

我以为这就完了。可从那以后，我现整层楼都在吵架。不是偶尔，是每天晚上，家家户户。电梯间那边的夫妻，五十来岁，吵起来连孩子也跟着嚎。有一回我下楼扔垃圾，走到走廊尽头，听见那户人家传出砸桌子的声音，“咚”的一声闷响，像拳头砸在木板上。那个男人在吼“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女人在哭，孩子在喊“妈妈，妈妈”。我提着垃圾袋站在门口，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那户人家的门缝里透出一线冷白的光。我感觉那光像一只眼睛，正盯着我看。我拔腿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后背紧紧靠着门板，心跳快得像擂鼓。

隔壁的小两口更邪门，白天恩恩爱爱，一到夜里就吵，吵完又和好，和好了又吵，反反复复，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洗衣机。有时候我从猫眼里往外看，能看见楼道里空无一人，可邻居吵架的声音就从墙壁那边传过来，近得像在耳边。

我开始害怕回家了。每天下班，地铁到站，我磨磨蹭蹭不出站，在站台上坐着刷手机，等到天彻底黑了才往家走。进了楼，电梯门一开，那股阴冷的、混着84消毒液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我的胃就开始翻搅。家里明明是新装修的，可那个气味像是什么东西在墙角烂了，怎么也散不掉。我买了香薰蜡烛，点了两支，那股味儿还在。

我给妈打电话，妈让我赶快搬。我说交了半年房租，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妈在电话那头叹气，说实在不行那钱不要了，人要紧。我嘴上答应着，心里还是舍不得那几千块钱。

实在撑不住了，我请了一个要好的同事来陪我住。她叫小周，东北姑娘，个子不高，圆脸，一笑俩酒窝，胆子大得出了名。办公室里有人说她半夜敢一个人去太平间送文件，她听了只是笑笑，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有她陪着，总能好一些。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聊了会儿天，九点多就各自洗洗躺下了。小周睡床，我打地铺。躺下之前，我跟她说“我家这层楼晚上老有人吵架，你等会儿就能听见。”小周不信，说“哪有那么邪乎，你肯定是自己吓自己”。话音刚落，隔壁就吵起来了。先是男人的粗嗓门吼了几句，然后是女人的尖叫声，混着摔东西的动静，“啪嗒”一声，像把杯子砸在了墙上。小周皱了皱眉，没说话。过了几分钟，走廊那头也传来吵架声，比隔壁更凶，连孩子都在哭。小周的脸色变了，低声说“你这楼怎么回事？家家户户都不安生？”我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夜里，我们不到十二点就睡了。小周睡熟了，呼吸均匀。我躺在地铺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细细的裂缝，像干涸的河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迷糊了过去。

半夜里，我渴醒了。不是普通的渴，是那种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团棉花的干渴。我摸黑起来，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冰凉，冷气从脚底板往小腿上蹿。我走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客厅没开灯，窗帘没拉严实，外面的路灯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惨白的长条，像一把躺在那里的尺子。

我正要倒水，耳朵里又传来隔壁的动静——又是那种喘息声，又重又急，夹杂着床板的吱呀。我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俩人精力真是旺盛。

就在这时候，我的余光扫到了沙。

沙上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睡衣，不是鲜红，是那种陈旧的、像干涸的血的颜色。头披散着，垂到肩膀，梢微微卷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她的脸是青灰色的，不是苍白，是那种像放久了的水果上长出的霉斑一样的青灰色，从皮肤底下透出来，暗沉沉的，没有光泽。她的嘴唇是紫黑色的，微微张着，露出里面暗的牙龈。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不看我，也不看任何具体的东西，就是直直地盯着虚空，瞳孔里没有光，像两口枯井。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被遗忘在沙上很久很久了。

手里的玻璃杯“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溅了一地，碎玻璃渣崩到我的脚背上，我连疼都没感觉到。我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冻住了。我想跑，腿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像被人掐住了。我退了两步，然后猛地转身，连滚带爬地冲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后背死死抵着门板。

小周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怎么了？你干嘛？”我的嘴张着，喉咙里出“嗬、嗬”的气声，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一脸。我哆嗦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客厅……客厅里有人……有鬼……”

小周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没问第二遍，从床上跳下来，和我一起抵着门。她的手掌贴着我的手掌，掌心全是汗，分不清是谁的。我们俩缩在门后面，谁也不敢出去。台灯开着，橘黄的光只照亮了床头那一小块地方，房间的其他角落都陷在浓稠的黑暗里。门缝底下，那条窄窄的黑缝，安安静静的，什么也没有。可我知道，她还在外面。她就坐在我的沙上，穿着那件暗红色的睡衣，青灰色的脸，在黑夜里一动不动。

那一夜，我们几乎没有合眼。我竖着耳朵听客厅的动静，可客厅里安安静静的，连冰箱的嗡嗡声都停了。那种安静不是正常的安静，像是什么东西把所有的声音都吃掉了，连空气都凝固了。

直到天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尾那一片地毯上，把灰蓝色的绒毛照得亮晶晶的。我鼓了十几次勇气，才慢慢打开卧室的门。客厅里什么都没有。地板上还有昨晚洒的水，已经干了，留下一圈白色的水渍，碎玻璃渣散了一地，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沙上空空的，连褶皱都没有。茶几上我的杯子倒了，滚到了地毯边。

可沙正中间，有一个浅浅的凹痕。像有人刚站起来，还没走远。那个凹痕不深，可清清楚楚，在浅灰色的布艺沙上，像一口浅浅的井。

小周跟在我身后，没说话。她走到沙前，伸手摸了一下那个凹痕，手指在上面停了两秒，然后缩了回去。她的脸色铁青。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我至今想起来后背还会凉“你家客厅，好冷。大夏天的，跟冰窖似的。”

那天我们请了假，用了一整天把东西搬到了小周那里。衣服、书、锅碗瓢盆，还有窗台上那几盆绿萝。搬家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进那间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落了一张没来得及扔的市小票。我拿起小票，正要扔进垃圾袋，忽然停住了——小票的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别住这里。”

不是我的字。我从来不在小票背面写字。

我打电话给房东退房。电话那头，房东连原因都没问，说“行，你哪天搬，我哪天来算账，押金一分不少退你”。语气轻快得像甩掉了什么包袱。我挂了电话，手还在抖。

两年后，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个本地大哥听说我在铁西区租过房子，随口问了一句“你租的那栋楼，是不是在启工街附近？”我说是。他放下酒杯，看我一眼，点了根烟，慢慢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慢慢散开。

“那栋楼，本地人没人愿意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头。

“早几年，那栋楼里住过一个女人，给一个大老板做情妇。老板给她买了那套房子，金屋藏娇。后来老板甩了她，她走投无路，在屋里自杀了。穿的就是红睡衣。从那以后，那栋楼就没消停过。整栋楼的夫妻都吵架，好好的两口子搬进去，没几天就闹离婚。单身的住进去，半夜老能看见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在屋里坐着，有时候在沙上，有时候在床尾，有时候就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梳头。你们那层楼，以前住了七八户，后来搬得只剩三四户，都是实在没钱搬不走的。”

大哥弹了弹烟灰，看着我“你住的那间，就是她死的那间。你看见的，就是她。”

我的手指攥着酒杯，指节泛白。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妹子，你命大。”

那杯酒我一口没喝。后来他们又聊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青灰色脸的女人，想起她坐在沙上，直直地看着前方。她看的是我，还是我身后的什么东西？她为什么不回头？她是不是一直在那里，从搬进去的第一天就在，只是直到那晚才肯让我看见？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出当年租房时拍的照片。那些照片里，客厅、卧室、厨房，每个角落都拍到了。我一张一张翻过去，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一张一张，忽然停住了。

有一张照片，是我刚搬进去那天在客厅拍的，想给我妈看。照片里，沙上空空的，茶几上放着一盆绿萝。可是沙的角落里，靠垫的后面，有一小块暗红色的东西露出来——像是一截袖子。

我把照片放大，手指在屏幕上颤抖。那一小块暗红色，模糊，但确实是红色。像一件红睡衣的袖子。

我退出照片，锁了屏，把手机扣在桌上。窗外有风，吹得窗帘轻轻晃了一下。我看见窗帘的缝隙里，露出一线暗红色的光。不是路灯的光，是那种从很远的地方透过来的、沉沉的、像凝固的血一样的暗红。我盯着那条缝隙看了好几秒，然后站起来，慢慢走过去，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又把书桌推到窗前，顶住窗框。

从那天起，我卧室的窗帘再也没有拉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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