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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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5章 边防医院的白衣女人（第1页）

我叫赵铁柱，今年七十三了。我当过兵，打过仗，上过前线，见过死人堆。可这辈子最让我后背凉的事，不是子弹从耳边飞过去，而是那年在中越边境的部队医院里，我媳妇亲眼看见的东西。

一九七一年，我刚从一线撤下来，被调到了边防某师的后方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几排灰砖平房，一栋二层小楼，四周拉着生锈的铁丝网。门口站岗的哨兵子弹上膛，枪口朝外。那时候仗还没打完，前线每天都有伤员往下送，断腿的、炸瞎眼的、浑身缠满绷带只露出两个鼻孔的。走廊里的血腥味混着碘伏的气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像有什么东西烂在了墙缝里。

我在警卫班当班长，手下七个兵，都是从原部队带过来的。最小的十七岁，脸上还挂着青春痘，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六。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医院——那个年代，边境线上还不太平，医院离前线近，随时可能被偷袭，所以警卫班配的都是真家伙，五六式冲锋枪，四个弹匣，两枚手榴弹，实打实的。

怪事是从一个叫小李的兵开始的。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写材料，门被敲响了——当当当，三下，很急。我说了声“进来”，门被推开，小李站在门口。我看了一眼，心里就“咯噔”一下。这孩子的脸白得像纸，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日光灯下反着光。眼睛瞪得溜圆，瞳孔缩得跟针尖似的。嘴唇哆嗦着，下巴上的肉一颤一颤的。

“班长……我、我看见……”他结结巴巴，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

我把笔往桌上一搁，皱了皱眉“站好了，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小李深吸了两口气，手指死死抠着裤缝，指节泛白。好半天才把话说利索“我和二胖在操场巡逻，从东边往西边走，走到那棵大榕树底下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人从前面飘过去。穿白衣服，头很长，搭到腰。可是……可是她没有下半身。腰以下什么都没有，就那么飘在半空中，离地大概一米多高，从树后面飘出来，又飘进树后面。班长，飘着的，我真看见了，二胖也看见了。”

我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恐惧，不像是装的。可我不能在士兵面前露怯，我是他们的班长，我要是慌了，底下就全乱了。我把脸一板，声音沉下来“胡说八道！封建迷信！再乱说，关你禁闭。回去好好想想，明天给我写份检查。”

小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敬了个礼，转身走了。脚步很重，鞋底拖在地上，沙沙的，像拖着什么东西。

我等他走了五六步，忽然拉开门，喊住了他“小李，今晚换个人值夜，你跟二胖回去休息。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

小李愣了一下，转过身来。我现他的眼眶竟然有点红。他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快步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关上门，站在窗前，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日光灯下慢慢散开，像一团化不开的雾。这所医院，我早就听人说过不太平。走廊尽头的病房半夜会传出哭声，不是伤员的呻吟，是那种压抑的、像从地底下翻上来的哭声。药房的灯会自己开关，明明拉了闸，半夜又亮了，亮得惨白。值夜班的护士看见过走廊里有人影走来走去，穿着白大褂，可推门出去，什么也没有。我一直没当回事，觉得是伤员疼得睡不着，护士太累眼花了。可小李不是那种会编瞎话的人，这孩子实诚，让他往东他不往西，让他打狗他不撵鸡。

这根烟我抽了半截就掐灭了。

接下来的日子，医院里像炸了锅。不光是警卫班的兵，连护士、医生、甚至几个轻伤员，都说自己看见了怪东西。有人说在楼梯拐角看见一个白衣女人一闪而过，像一阵风。有人说半夜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来来回回走了一整夜，鞋跟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可值班的护士明明坐在护士站一动没动，连厕所都没去。最邪门的是一个重伤员，双腿截肢，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半夜他忽然坐起来，用胳膊撑着身体，指着窗户说“你们看，外面站着个人。”大家往窗外一看，什么也没有。窗户外面是黑漆漆的操场，操场上那棵大榕树的影子歪歪扭扭地趴在地上，像一只伸着爪子的手。

消息传到了院领导耳朵里，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管好下面的人，别乱传谣言。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头却越来越不安。我私下加强了巡逻，让警卫班的人两人一组，不许单独行动，子弹上膛，保险关着，遇到情况先喊话。

事情稍稍平息了一些。可更大的乱子，在后面。

那年春天，我媳妇来了。

她姓王，叫王桂兰，那年才二十五，嫁给我不到五年。我在边境待了大半年没回家，她实在耐不住了，跟单位请了十五天假，从老家坐了三天火车，又换了一天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边防。我去接她的时候，她拎着一个帆布旅行袋，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全是灰。可她还是好看的，眼睛亮亮的，看见我就笑了。我心里头高兴，可隐隐又有些不安——我不想让她看见医院里那些事。

她到的第一天晚上，八点多，跟我说去洗个澡。女浴室在一楼走廊尽头，几盏日光灯坏了大半，只剩一盏亮着，忽明忽暗的，出细微的嗡嗡声，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我本来想陪她去，她说不用，让我在宿舍等着。

她去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坐在床沿上翻报纸，翻了五六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门忽然被撞开了。我媳妇跌跌撞撞地冲进来，整个人扑倒在地上，膝盖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咚的一声。她浑身抖得像筛糠，脸白得像纸，嘴唇紫，额头上全是汗。头还是湿的，往下滴着水，水珠顺着脸颊淌下来，分不清是水还是泪。她的眼睛瞪得老大，瞳孔散着，像是看见了什么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灌了半杯热水，拍着她的背，好半天她才缓过气来。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两件事，每说一句，我后背的汗毛就竖起来一根。

第一件，生在女浴室里。

她说她进去的时候，里面水汽弥漫，雾气腾腾的，日光灯的光被水雾搅得昏昏沉沉。她看见两个女人蹲在墙角洗澡，只看见轮廓，看不清脸。她没在意，找了个淋浴头，打开水，湿了头，抹上香皂，正闭着眼冲洗。泡沫流进眼睛里，她伸手去抹，耳朵里忽然听见隔壁传来哭声。那哭声离她很近，就在一板之隔的淋浴间里，闷闷的，带着压抑的抽泣，像有人捂着嘴在哭，又像是从水底下翻上来的气泡。她喊了一声“谁？怎么了？”哭声忽然停了，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她抹掉脸上的泡沫，拉开隔板上的帘子，探出头去——隔壁淋浴间空空荡荡，水龙头还滴着水，一滴，一滴，在地砖上砸出细小的水花，溅在灰白色的瓷砖上，像一只只眯着的眼睛。她走到走廊上，左右张望，整个浴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那两个人，不见了。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匆匆冲掉身上的泡沫，胡乱穿上衣服，逃出了浴室。

第二件，生在操场上。

从浴室回宿舍要穿过大半个院子。那是边境的春天，夜风还带着凉意，像从冰窖里吹出来的。院子里没有路灯，只有远处的病房楼透出几扇亮着灯的窗户，惨白惨白的，像一排睁开的眼睛。她攥着衣领，低着头快步走，鞋跟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她不敢往两边看，可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那目光冷冷的，黏糊糊的，像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气。

走到操场边的时候，她余光瞥见路旁那棵大榕树上，挂着一件白色的东西。像是一件白衬衫，又像是一个白纸袋，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忽上忽下。她忍不住侧过头去，眯着眼仔细看了看——那不是衣服，不是纸袋。那是个人。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长披散，垂到腰，身体悬在半空中，围着树梢慢慢转圈，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她的脚，离最高的树枝还有一尺。她没有下半身。她的腰以下，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白裙子垂下来，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瀑布。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已经完全变了，又尖又细，像指甲刮玻璃。她的手指死死攥着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我疼得龇牙，可我没有甩开她。我知道她不是在编瞎话，她从来不会编瞎话。

我的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我的腮帮子鼓了又瘪，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像有一条虫子在皮底下钻。

我把她扶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转身拿起桌上的电话，猛摇了几下。话筒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我说“接警卫班。”

“所有人，全副武装，到我宿舍门口集合。”我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铁块砸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砸出坑来。

不到三分钟，七个人全到了。冲锋枪挎在肩上，弹匣插在腰间，手榴弹挂在胸前，黑黝黝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小李站在排头，脸绷得紧紧的，嘴角往下撇着，眼睛里有害怕，可更多的是兴奋——那种要上战场的兴奋。我从墙上摘下自己的五四式手枪，别在腰里，拉了一下枪栓，咔嗒一声，清脆又冷酷，像咬断了什么东西。

“跟我走。”

我走在最前面，腰杆挺得笔直，军靴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咔。七个人跟在我后面，齐刷刷的脚步声踏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像擂鼓，一下一下，把夜的寂静砸得粉碎。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那棵大榕树。树上什么都没有，月光照着光秃秃的枝丫，在地上投下一片歪歪扭扭的影子，像一张没有五官的脸。我站在树下，抬起头看了很久。树梢在夜风里轻轻晃动，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头顶上叹气。

我没有停。我带着人走遍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病房楼、门诊部、药房、食堂、太平间。每到一个地方，我命人把灯全打开，把门全推开，把每一个角落都搜遍。我们甚至在太平间门口站了足足两分钟，小李的手电光柱扫过一排排白布蒙着的床，白布底下鼓鼓囊囊的，可什么也没有动。

我们搜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收队。我站在操场上，月光照着我，铁青铁青的。身后七个人笔直地站着，枪托抵着地面，一声不吭。

“从今天起，”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每夜两人一班，全副武装巡逻，不许间断。谁看见什么，立刻报告。谁敢乱传谣言，军法处置。”

没有人说话。风从远处的山岗上吹过来，吹得白杨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拍手。

说也奇怪，自那天晚上以后，医院里的怪事一天比一天少了。有人说，是那些东西怕了——活人怕它们，它们也怕枪。也有人说，是那晚我们八条枪的杀气太重，把它们镇住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之后，我在医院又待了三年，再也没人见过那个穿白衣服、没有下半身的女人。

我媳妇后来再也没去过边防。她从来不提那天晚上的事，我从来不问。偶尔有时候夜里她忽然坐起来，满头大汗，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我就把她搂过来，拍拍她的背，说“没事，做梦了”。她点点头，又躺下去。可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胳膊，攥得很紧，直到天亮才松开。

退休以后，有一次喝了酒，红着眼眶跟我孙子说起这段往事。我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不怕打仗，不怕死。子弹从耳朵边上飞过去，眼睛都不眨一下。可那天晚上，我带着七个人满院子搜，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怕的不是找不着，是怕——真的找着了。”

我放下酒杯，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好半天没说话。窗外什么也没有。风，树，和渐渐沉下去的暮色。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远处某个地方，像是那里还站着一个人。穿白衣服，长，没有下半身，在半空中慢慢转着圈。等着下一个抬头看的人。

我孙子后来当了兵，分到了边防部队。送他走的那天，我站在火车站台上，拉着他的手，使劲攥了一下。我说“晚上巡逻的时候，两人一班，枪里压满子弹。听见什么动静，别回头，只管往前走。”

他看着我，不懂，但他点了点头。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烟慢慢散开，什么也没有了。我站在站台上，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把领口紧了紧，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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