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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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9章 车顶上的老太太（第1页）

我叫林惠，上海人。二〇〇九年，我在红房子妇产医院生下了女儿。她六斤八两，哭声嘹亮，护士抱过来的时候说“这小姑娘结实”。我给她取名叫乐乐，希望她一辈子快快乐乐。

乐乐出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病房里。老公回家取东西，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没来，隔壁床的产妇下午刚出院，房间就剩我一个。窗外霓虹灯的光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块一块的红，忽明忽暗，像什么人的眼睛在一眨一眨。我靠在床头削苹果，刀子在手里转着转着，忽然一滑，割破了食指。血珠冒出来，滴在白色的床单上，红得刺眼。可我的注意力不在手上，在我的胸口——心脏忽然跳了起来，不是快，是乱，像有只小手在里面乱抓，一下一下的，抓得我心慌气短，抓得我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我捂着胸口，喘不上气，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外婆去世那年，我的心脏就是这样跳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外婆站在床头，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摁了床头的呼叫铃。护士来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我要看我女儿，现在就要看。护士说我刚生完，要好好休息，育儿房有专人照看，不会有事的。我不听，挣扎着下了床，手上的血还在流，滴在白色的地砖上，像一朵一朵的小梅花。护士拗不过我，扶着我往育儿房走。

育儿房在走廊尽头，玻璃墙，里面一排排小床，婴儿们裹着白底蓝花的襁褓，有的睡有的哭。值班护士在里头来回走，哄这个拍那个。我趴在玻璃上找乐乐，找了一圈才在最里面那排看见她。她睡着，小拳头攥着，嘴唇一吮一吮的，像是在梦里喝奶。我松了口气，正要转头，余光扫到玻璃墙的另一端——那里站着一个人。

是个老太太。瘦小，一米五出头，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裳，那衣裳的料子古怪，不是棉布也不是绸缎，油亮油亮的，反着光，像是用糖纸叠的，又像是被什么东西浸过，表面有一层看不见的膜。头花白，盘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簪头上似乎雕着什么花纹，可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她站在玻璃墙前面，脸几乎贴着玻璃，鼻尖抵着冰凉的玻璃面，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团白雾。她正往里看，眼神是直的，一动不动的，像两颗钉在木头里的钉子。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她看的方向，正对着乐乐的床。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我走过去，站到她旁边，问她“您找谁？您是哪个床的家属？”她慢慢转过头来看我。那张脸白得青，不是苍白，是那种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像淤青一样的青灰色，像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人又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活了。嘴角往上牵了牵，算是在笑，可那笑容不达眼底，眼珠子浑浊黄，像两颗煮老了的鸡蛋，瞳孔散着，没有焦点，却明明在看什么。她的嘴唇是紫黑色的，薄薄的，抿着，嘴角的纹路往下垂，像是有人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倒挂的括号。

“哦，我看看孩子。”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股凉气，吹在我脸上，像是冬天开冰箱的那一瞬间。“那个小姑娘真好看，眉清目秀的，我喜欢。”她指了指乐乐的方向，手指枯瘦，指甲黄，甲缝里嵌着黑泥。

我心里“咯噔”一下，脱口而出“那是我女儿。您是谁？您认识我家里人吗？”老太太又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那目光像是在称什么东西，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看到我的脸。她看了很久，久到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没有回答，转过身，朝走廊另一头走了。她走得很快，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脚底下没有声音，深色的衣裳在日光灯下反着光，一飘一飘的，像一面没有挂稳的旗。我站在育儿房门口，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后背一阵一阵地凉，像是有人拿冰块一节一节地刮我的脊椎骨。

护士问我认识她吗，我说不认识。护士安慰我说大概是别的病人家属走错了楼层。我点点头，可心里知道不是。那老太太看乐乐的眼神不对，不是寻常老人看孩子的慈爱，是那种饿久了的人看见食物的眼神，又像是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她要等的东西。那眼神里有温度，可那温度是冷的，是烧过之后剩下的灰烬的温度。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张青灰色的脸。我起来了好几次，偷偷跑到育儿房，隔着玻璃看乐乐。她还在睡，小拳头还是攥着，呼吸均匀。我数着她的呼吸，一下，两下，三下，数到一百下，才敢回去躺下。可一闭眼，那双浑浊黄的眼睛又出现了。

乐乐一岁半那年，春天，我带她去静安公园晒太阳。她在婴儿车里踢着腿，咿咿呀呀地叫，小手伸出来抓树叶的影子。阳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在她脸上印出一块一块的光斑。她高兴极了，咯咯地笑，小手拍着车扶手，“嘭嘭嘭”的。我推着她慢慢走，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眯着眼，心情终于好了些。我以为那老太太的事翻篇了，也许真的是我产后焦虑，也许是哪个病人家属碰巧路过。

走到一株大梧桐树下的时候，我看见长椅旁边站着一个人。深色的衣裳，油亮亮的反光，花白的头盘在脑后。是她。那个老太太，和一年多前一模一样，连衣服都没换，连簪子都是同一根。她就站在那里，站在长椅旁边，双手交叠在身前，像一尊被人摆在那里的雕像。太阳那么大，她脚下没有影子。我低头看了一眼，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她的那一侧，地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我的手攥紧了婴儿车的把手，指节白。我掉头就走，推着乐乐往人多的地方去。可那老太太跟了上来，步子迈得不大，频率却极快，像踩在弹簧上。她走路的时候，脚后跟不落地，只用前脚掌点着地面，像在飘。我走出去不到十步，她已经绕到了我的面前，挡住了婴儿车。她的脸凑得很近，近得我能闻见她身上的气味——不是老人味，不是药味，是一种潮湿的、腐烂的木头味，像是从地窖里翻出来的旧棺材。

“哎，姑娘，还记得我吗？咱在医院见过的。”她弯下腰，伸手去拨婴儿车上的遮阳帘，想看乐乐。那只枯瘦的手伸过来，指甲缝里的黑泥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把将婴儿车拉到自己身后，车轮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声音在安静的花园里炸开，惊飞了树上的几只麻雀。乐乐被吓着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您别碰！您到底是谁？我怎么不认识您？”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尖了起来，嗓子眼里像卡了什么东西，又干又紧。

老太太的手停在半空中。她直起身，脸上的笑容没变，可那笑容底下的东西变了，变得硬了，冷了，像是面具底下的皮肤开始龟裂。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又睁开了，那浑浊的黄光里忽然有了一点亮——不是善意，是别的什么，像火，又不像火。

“哟，我又没恶意。我就是喜欢这孩子，上回在医院不就说了吗？这小姑娘长大了肯定漂亮。”她的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盯着婴儿车里的乐乐，目光像两条蛇，绕过我的身体，缠在孩子身上，“我就是耐（爱）的，没别的意思。”

我推着乐乐绕开她，快步朝公园门口走。走出去十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深色的衣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一群鸽子从她头顶飞过，翅膀扑棱棱地响，她一动不动，像一尊立在树下的蜡像。她的嘴角还挂着那种笑，不笑的笑。几只鸽子落在她脚边，啄着地上的面包屑，她的脚没有动，鸽子从她两脚之间穿过去，羽毛碰到了她的裤腿，她没有低头，鸽子也没有躲，好像那里根本没有人站着。

乐乐两岁、三岁、四岁、五岁，那老太太又出现过好几次。有时候是在乐乐上早教的楼下，她站在马路对面，隔着车流看着我们，像一根钉在路边的木桩。有时候是在小区门口的市里，我正挑酸奶，一抬头，她就站在货架的另一端，手里什么都没拿，就那么站着。有时候是在幼儿园对面的公交站台，我接乐乐放学，远远就看见她站在站台边上，等车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她一直在那里，从黄昏站到天黑。她总是远远地站着，看着我，嘴角挂着那种不笑的笑。我试过绕路，试过换时间出门，可她总在那里，像一块膏药，甩不掉，撕不开。

我跟老公说过，跟公公婆婆说过，跟爸妈说过。老公正在看球赛，头都没回，说我想多了，哪有什么老太太，一定是我看花了眼。公公婆婆都是大学教授，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婆婆说她一辈子没遇见过这种事，让我去看看心理医生，说我这是产后焦虑拖成了强迫症。我爸妈倒是信了我，可他们也帮不上忙，只是叹气，说让我小心点，出门别让孩子离开视线。

我辞了工作，寸步不离地守着乐乐。洗澡的时候让老公在门口守着，睡觉的时候把乐乐的小床放在我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我甚至在家里所有的门窗上都挂了桃枝，在乐乐的书包里塞了朱砂包。我怕极了那个老太太，怕她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把我的乐乐带走。可有时候夜里醒来，看着熟睡的乐乐，我忽然会想——也许那个老太太不是要害她，也许她只是喜欢她，也许她只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一眼。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像虫子一样钻进了我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

可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守住的。

乐乐六岁那年，八月底，小学开学前三天。我带她去市买东西，她想要奇趣蛋，想要小熊饼干，想要粉色的橡皮擦。我一样一样拿给她，她抱在怀里，笑得眼睛弯弯的，在市里跑来跑去，小辫子一甩一甩的。从市出来，太阳很烈，水泥地晒得烫，空气里有股沥青的味道，混着街边小吃店的油烟味。我手里提了两大袋东西，乐乐跟在我后面，小手拽着我的衣角，拽得紧紧的。

我们穿过停车场，往停车的方向走。停车场很空，稀稀拉拉停着几辆车，地面上的白色停车线被晒得卷。乐乐蹦蹦跳跳的，嘴里哼着幼儿园学的歌，五音不全的调子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荡。

“妈妈，你看那边——”乐乐忽然说。她的小手指着停车场的出口方向，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讶的东西。她的话没有说完。她的手指松开了我的衣角，从我身边跑了出去。跑得很快，快得不像是六岁的孩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拽着、拖着、拉着朝前冲，两条小辫子在身后飞起来，裙摆像一面小旗子。

我喊她的名字，她不回头。我扔下手里的袋子，袋子里的东西滚了一地，奇趣蛋骨碌碌地滚出去老远，粉色的橡皮擦掉在地上，被太阳晒得软。我追她，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每一步都像是陷进了地里。可是来不及了。

那辆黑色的轿车从停车场的出口开进来，度不快，可也不慢。司机没有看见乐乐——她太小了，还没有车头高，她弯腰去捡什么东西——也许是刚才跑掉的那只卡，也许是她在市里非要买的那个小玩具。等我听见刹车声的时候，乐乐已经趴在了车轮下面。那声刹车像一把刀，把整个下午切成了两半——前一秒她还拽着我的衣角，后一秒她躺在车底下，血从她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往外涌，淌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冒着热气，滋滋地响。

我跪在地上，拼命想把乐乐从车底下拉出来，可车轮压着她，我拉不动。她的手指还在动，一下，两下，像是在找我的手。她的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只露出底下的眼白，嘴唇在动，不知道是在喊妈妈还是在说什么。我的手抖得厉害，摸她的脸，摸到的全是血，热的，黏的，顺着我的指缝往下淌。旁边有人喊“倒车，快倒车”，司机慌乱地动车子，往后退了一米。引擎轰鸣了一声，车身抖了一下，乐乐的身体也跟着抖了一下。

我把乐乐抱出来，她的身体很轻，比平时轻了太多，像抱着一团棉花，像抱着一个空壳。她的身体还在抖，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不动了。温度从她的皮肤底下一点一点地退去，像退潮的海水，悄无声息。

我抱着她坐在地上，眼泪糊了满脸，什么都看不清。周围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有人在打电话，可那些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不真实，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乐乐的血顺着我的手往下淌，滴在我的腿上，滴在我新买的白色凉鞋上，一滴一滴，在白色鞋面上洇开，像一朵一朵红得黑的花。

就在我哭得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我抬起头，透过泪眼，看见那辆黑色轿车的车顶上站着一个人。深色的衣裳，油亮亮的，在阳光下反着刺目的光，像一面被人遗忘在车顶上的旗。花白的头盘在脑后，那根黑色的簪子在阳光里闪了一下。她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我，嘴角往上牵着，在笑。她的笑容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不笑的笑”，现在是“笑”。她笑了，嘴咧开了，露出里面的牙齿——黄的，稀疏的，有些已经断了，只剩下黑褐色的牙根。

是那个老太太。她终于带走了我的乐乐。不是亲手，可她的眼神早就告诉我，她一直在等这一天。她等了六年，从我生乐乐的那天晚上就在等。她在育儿房的玻璃外面看乐乐，在公园的长椅边上看乐乐，在幼儿园的门口看乐乐。她等了六年，终于等到了。

我不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偏偏选中我的乐乐。我只知道，每次我闭上眼睛，就会看见她站在那辆黑色轿车的车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嘴角挂着那种笑。她在笑什么？笑我守了六年没有守住？还是在笑她终于得手了？

乐乐下葬那天，我站在墓前，站了很久。天在下雨，不大，细细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我盯着墓碑上乐乐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她去年在幼儿园拍的，梳着两个小辫子，露着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我在心里喊她的名字，一遍，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回答。

雨停的时候，我转过身，准备走。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她站在墓园的铁栅栏外面，还是那身衣裳，还是那个髻，还是那根簪子。她看着我，嘴角往上牵了牵，然后转过身，走了。她走得很慢，脚底下没有声音。她走了很久，还没有走出我的视线。她好像一直在那里，走了也像没走。

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来，也不知道她还要等谁。我只知道，那天下午，乐乐的手松开我的衣角之前，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看那边——”

她看见了什么？是那个老太太在招手，还是别的什么？也许她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对她笑了，也许那个老太太对乐乐笑了——不是对我的那种笑，是真正的笑，是只有乐乐能看见的那种笑。所以她松开我的衣角，朝那边跑过去了。她不是被拽走的，她是自己跑过去的。她跑向她以为是好的东西，跑向她以为是亮的地方。

可那个亮的地方，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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