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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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与日本人的冲突（第1页）

有了骑兵的支援，湘西护侨师如虎添翼。骑兵们凭借着高超的骑术和快速的机动性，迅速展开了侦察和巡逻任务。

他们深入到黑龙江下游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各个角落，打探华侨的消息，驱散散兵游勇和土匪，为步兵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

在骑兵的配合下，湘西护侨师的救援行动进展顺利。他们先后找到了数十处华侨聚居点，将被困的华侨安全转移出来。

在转移过程中，骑兵部队负责警戒和掩护，步兵部队则负责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许多华侨看到前来救援的中国军队，激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说道：“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还能看到咱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来救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此次张作霖派兵支援湘西赴俄护侨师，不仅解了湘西护侨师的燃眉之急，也为救援远东华侨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张作霖此举有利益的考量，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最终选择了伸出援手，展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担当。

而湘西护侨师也凭借着这次骑兵支援，保护了大量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1917年11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仅数日，便在11月8日通过了《和平法令》，向所有交战国提出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协议，明确宣布退出这场已给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

这一举措如同一颗投入协约国阵营的炸弹，彻底打乱了英、法、美等国的战略部署。自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俄国作为协约国在东线的重要支柱，承担着牵制德军大量兵力的关键任务。

如今俄国退出战争，意味着德军可将东线的百万大军调往西线，协约国面临的军事压力陡然剧增。更让协约国统治者忧心的是，苏维埃政权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如同野火般在欧洲大陆蔓延，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此外，俄国广袤国土下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以及远东地区的战略出海口，也让各帝国主义国家垂涎不已。多重因素交织下，协约国集团很快达成共识：必须通过武装干涉，重新将俄国拉回对德作战阵营，同时遏制革命思想传播，并趁机掠夺俄国的战略资源。

从1918年初开始，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行动分阶段展开。最初，各国还试图以“保护侨民”“维持秩序”等名义掩盖干涉意图，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目的性愈发明显。

这场干涉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围剿，更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利益的一次集体瓜分，而远东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1918年3月，日本率先撕下“中立”的伪装，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派遣多艘军舰抵达俄国远东重要港口海参崴。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对外扩张的关键时期，俄国远东地区一直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目标。早在日俄战争（1904-1905）后，日本就已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部分特权，此次趁着俄国局势混乱，自然不愿错过独占远东的绝佳机会。

日军登陆后，迅速控制了海参崴的港口设施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大规模增兵，其兵力峰值一度超过7万人，成为协约国干涉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

在日本出兵后，英国和美国也紧随其后。英军派遣部队进驻海参崴及周边地区，试图维护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影响力；美军则以“保障西伯利亚铁路畅通”为借口，派遣部队进入俄国远东腹地。一时间，海参崴、伯力、赤塔等远东重镇相继被各国军队占据，形成了“多国驻兵”的复杂格局。

与日、英、美等国不同，真正名副其实护侨的只有北洋政府。有一位北洋外交官值得国人铭记——陆是元。

陆是元是苏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官，曾担任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1917年12月，红军与资产阶级旧政权军队在海参崴近郊激战，城内各国侨民四处逃散，陆是元于12月5日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求仿照日、美等国做法派军舰来海参崴保护华侨；1918年1月8日，他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调集军舰前来护侨，并提出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以确保撤侨通道畅通；陆是元的提议和努力，为北洋政府出兵俄国护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洋派出的护侨部队，海军林建章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驻扎海参崴，担任驻俄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陆军方面，则由第九师第十七旅第33团团长宋焕章率领所部，分别驻扎在海参崴、伯力等地，与海军协同行动。

1918年9月，协约国的干涉军规模进一步扩大。英国派遣由约翰?沃德中校指挥的部队进入俄国远东，这支部队兵力约1800余人，主要由汉普郡团自行车营和米德尔塞克斯团第25营组成，其装备轻便，机动性较强，主要负责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执行巡逻和

;警戒任务。

美国则派遣格雷夫斯少将率领的陆军步兵第27团和第31团，约7000余人，进驻海参崴及周边地区，与日军、英军形成呼应。

日军在伯力的驻军则是实力雄厚的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为大谷喜久藏陆军中将，该师团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控制着伯力及周边的重要战略据点，成为日本在远东地区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协约国武装干涉期间，俄国远东地区的局势愈发混乱，各方势力为争夺地盘和资源，纷纷将矛头指向手无寸铁的华侨。

其中，日军及受其支持的白卫军对华侨的迫害尤为严重。白卫军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得不到稳定的补给，便将华侨视为“提款机”，经常以“搜查布尔什维克”“征收战时税”等名义，肆意劫掠华侨的商铺和住宅。

受日本支持的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更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他与当地土匪勾结，一次就劫掠华商货物价值多达600万卢布，之后又以“冻结苏维埃资产”为借口，扣留华商货款一千多万卢布，导致大量华侨倾家荡产。

日军的行为则更为嚣张跋扈。他们以“维持治安”为名，经常随意搜查来往华工，只要发现华工身上带有苏维埃政权发行的货币，或是与苏维埃人员有过接触，便会直接给华工安上“红党”的罪名，不经审判就当场枪毙。

不仅如此，日军还伙同白匪军，有组织地抢掠华侨财产，许多华侨商铺被洗劫一空，甚至有华侨因反抗而惨遭杀害。据当地华侨团体统计，仅1918年上半年，远东地区被劫掠的华侨财产就超过两千万卢布，数千名华侨流离失所，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湘西护侨师的到来，为当地华侨带来了希望。湘西护侨师抵达伯力后，迅速在华侨聚居区建立防御工事，加强巡逻，并与当地华侨团体密切合作，了解华侨的困境，为华侨提供粮食和庇护。然而，护侨师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日军的不满。

1918年10月初，日军第十二师团的一个中队约200人正在有组织对该区域的华侨商店进行洗劫，被湘西护侨师的巡逻骑兵发现，然后通知附近的大部队；湘西护侨师的一个营在营长带领下迅速前往事发地，立即下令上前制止。

日军不仅不听劝阻，反而向护侨师士兵开枪射击，导致数名护侨师士兵伤亡。护侨师营长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此次冲突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最终日军中队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但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伤亡。

冲突发生后，双方都迅速呼叫援军。湘西护侨师驻伯力师指挥部接到消息后，立即派遣部队赶赴冲突地点；北洋陆军第九师第十七旅第33团驻伯力的驻守部队，在团长宋焕章的带领下，也迅速驰援。

而日军方面，第十二师团留守伯力的人员，以及白卫军谢苗诺夫部队，也纷纷向冲突区域集结。

随后，双方对峙升级，双方不断加派援军；湘西护侨师驻伯力部队6000余人、北洋陆军第九师第十七旅第33团驻伯力的1000余人，和日军十二师团留守伯力的4000余人、白卫军谢苗诺夫部队2000余人发生大规模对峙。

双方在伯力形成了大规模对峙局面，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的伯力，气氛异常紧张；街道上行人稀少，各国军队都在加紧修筑工事，士兵们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当地华侨则忧心忡忡，一方面担心冲突升级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对湘西护侨师和北洋军队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大规模对峙局面形成后，各方都意识到不能任由局势恶化。毕竟，日、英、美、法等国虽然在远东地区存在利益争夺，但此时的主要精力仍在欧洲战场；北洋政府则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同时更好地保护华侨。因此，启动外交协商成为了各方的共识。

很快，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美国驻海参崴领事考德威尔、英国驻哈尔滨领事康斯定、法国驻哈尔滨领事兰必斯，五国外交官相继赶往伯力，准备召开会商会议。

考虑到湘西护侨师在冲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湘西还有6万余人军队在欧洲协助协约国作战，此次会议邀请了湘西方面派代表列席会议，湘西护侨师师长周振雷成为了湘西方面的列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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