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李硕)_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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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1页）

&esp;&esp;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层小卵石，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平均厚1厘米多，然后再把31件陶器送到坑内打碎——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很集中，不像是打碎后扔下去的。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坑底堆积着很多死尸，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者还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以使坑底相对平坦，然后再填入一层灰黄色土，厚约十厘米，混杂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

&esp;&esp;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

&esp;&esp;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esp;&esp;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全躯的尸骨15具，单独的人头7枚，无头的躯体2具，其中鉴定出青年男子6人、壮年男子3人和儿童4人。这时，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仅剩深度约15米，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比如，3号，四十岁左右，男子，背靠坑壁蹲坐，两手掩面，胸前有一串海贝，13枚，可能是被割喉或重击头部致死；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戍嗣子鼎）上，右手抓住鼎的口沿；11号，十六七岁，少男，双手掩面俯卧，腰部压着一件铜肆；8号，不明性别年龄，双手掩面，身体被肢解。

&esp;&esp;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16号，左手腕挂一串，腰间挂两串，共100多枚；18号，十六七岁，少男，臀部有一麻布袋，里面装海贝300枚以上；17号，十八九岁，少男，只剩一颗头骨，口中含三枚贝。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大多是入殓时后人放入让死者带去彼岸世界的，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看来杀人者并不在意他们的钱财，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贝，大都已经分不清主人。

&esp;&esp;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礼器有铜鼎、铜瞿、铜爵各一件，兵器有铜戈两件、铜刀一件、铜镶一枚，不知名的小铜饰物一件。铜鼎上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esp;&esp;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所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其中15号下颌被砍落，前额上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应当是仰面躺倒后，被连砍数刀。8

&esp;&esp;这层几乎所有的尸骨都被染成了红色，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后，主祭者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坑内还有大量成捆的丝线、麻线、丝绸和麻布，以及一堆粟米，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的位置上。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长4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填土中还混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土厚35—60厘米，应当是祭祀结束后的柴灰和垃圾。

&esp;&esp;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侧身蜷缩在坑东壁，身上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已无法分辨性别和年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推测，此人就是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问题是，他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所以还无法完全确定。

&esp;&esp;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90厘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esp;&esp;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过程。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esp;&esp;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这非常少见。9

&esp;&esp;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肇、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公斤多，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esp;&esp;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30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为了纪念这荣宠，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esp;&esp;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ot;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原金。用作父癸宝鼎。唯王筑嬴大室，在九月。犬鱼。”

&esp;&esp;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esp;&esp;“犬鱼”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esp;&esp;朋，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王国维《说珏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也就是说，一串五枚，两串十枚，十枚是为一朋。《合集》40073曰：“易（赐）贝二朋。”这说明在商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文记载：“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鹿口两。口翰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按周制，百亩（约合今312亩）为一田，二十朋抵三田（约合今936亩）o

&esp;&esp;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学界多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和粮食，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esp;&esp;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都是身首分离，尸身可能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esp;&esp;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esp;&esp;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esp;&esp;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的机会。

&esp;&esp;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是婴儿和幼儿。

&esp;&esp;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肆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3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留到后面处死。

&esp;&esp;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或因罪而死”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esp;&esp;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臣。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esp;&esp;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倘若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esp;&esp;打捞失落的文明

&esp;&esp;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代失忆，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

&esp;&esp;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esp;&esp;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esp;&esp;比如，《合集》32093:“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esp;&esp;《合集》32093拓片13

&esp;&esp;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esp;&esp;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esp;&esp;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发掘约1400座。14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十名人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过一万名。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esp;&esp;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跨度约两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这样比较，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1。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量。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数量作对比。

&esp;&esp;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ot;代表正常死亡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100，也就是说，在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1和65：100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esp;&esp;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esp;&esp;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esp;&esp;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esp;&esp;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o旧约》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esp;&esp;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esp;&esp;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esp;&esp;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esp;&esp;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esp;&esp;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esp;&esp;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esp;&esp;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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