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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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2页）

&esp;&esp;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esp;&esp;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esp;&esp;人祭场之外

&esp;&esp;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esp;&esp;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读出一部分。

&esp;&esp;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esp;&esp;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esp;&esp;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esp;&esp;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esp;&esp;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gideonshe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esp;&esp;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一章对此进行分析。

&esp;&esp;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并不是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esp;&esp;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早期王朝。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esp;&esp;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esp;&esp;再比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esp;&esp;目前，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商纣王、文王周昌、武王周发、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熟悉的先祖往事，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理解。

&esp;&esp;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esp;&esp;附录：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

&esp;&esp;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于人祭。

&esp;&esp;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体现。

&esp;&esp;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esp;&esp;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esp;&esp;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esp;&esp;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esp;&esp;注释

&esp;&esp;1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三座

&esp;&esp;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其中，后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esp;&esp;2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esp;&esp;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

&esp;&esp;1961年第2期。

&esp;&esp;4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79页。以下关于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不再详注。

&esp;&esp;5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

&esp;&esp;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考古工作者还不容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所以多笼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还有房子（f）、墓葬（）和井（j）等。

&esp;&esp;6贝，甲骨文作c9，见《合集》11423正。《尚书o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贝壳作钱已是习惯，东周以后，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

&esp;&esp;7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

&esp;&esp;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esp;&esp;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esp;&esp;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229，里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https:thepapernewsdetail_forward_l0696914

&esp;&esp;当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到西周，据何尊记载，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何的臣下三十朋：“何易（赐）贝卅朋。”（《集成》6014）至春秋时期，《诗经o小雅菁菁者莪》曰：“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裘卫孟（西周中期），《集成》8456。

&esp;&esp;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32093条，以下简称《合集》。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esp;&esp;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1934—1935年，在王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esp;&esp;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esp;&esp;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j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第92页。

&esp;&esp;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别是：一期不详，二期7万人，三期12万人，四期146万人。本书以此为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人。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

&esp;&esp;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距：宋镇豪的《商代史论纲》估计总数约8500座；陈志达的《殷墟》则估计约4400座，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一章讨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多出的这2000多座，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字为准，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第136页；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esp;&esp;20［英］史蒂文o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esp;&esp;21［美］戴尔布朗主编：《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4、98页。

&esp;&esp;22［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o德尔o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esp;&esp;23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高亨认为，这是周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对未来之事的占算。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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