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李硕)_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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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1页）

&esp;&esp;二层台内有三颗人头，&ot;一颗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男性的；其余两颗则都是女性的，年龄分别为三十岁和四十岁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岁左右的这名女性，应该自幼就拔掉了下牙的两颗门齿。这属于“东夷”习俗，自大汶口文化以来，在山东及胶东某些地区一直存在。墓主生前很可能参加过征讨东夷的战争，并从当地带回了一些俘虏。

&esp;&esp;和人头同一层面的二层台内，还有牛腿和羊腿，以及陶制的豆、瓢、爵，它们应当是用来盛放食品和酒的。

&esp;&esp;放置完随葬品和人牲后，开始往墓穴里填土夯筑。夯填的过程中，还会埋入殉人和殉狗：到一半深度时，杀了一名两三岁的幼儿，将其头颅面朝下扣在了土中。到距离地面1米左右时，又杀了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将其头颅侧放在了填土内。对头骨和牙齿的鉴定表明，这名女子生前应该营养较好，属于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人群。根据发掘报告，共埋入四名成人和一名幼儿的头骨，但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而且该墓周边也没有发现人祭坑或者无头尸坑。

&esp;&esp;在墓葬填埋数年后，墓主的家人为其建造了一座墓上“享堂”：先是在墓穴正上方筑起1米多厚的夯土台基，并筑进一枚成年人头骨和一名全躯的少年，然后在台基上建造亭子式享堂。

&esp;&esp;若干年后，享堂塌毁，有人便在它的基础上挖了一座近方形坑，坑底埋入一名被砍头的仰身直肢的男子，人头放在身体的左侧，右侧则是两具儿童的尸体。这座祭祀坑，可能出自“亚长”的后人。

&esp;&esp;在54附近，考古队共发掘出40座竖穴墓，大多数是随葬品较少的小墓，有殉人的只有两座，其中一座殉二人（82）。这些墓葬可能多是亚长氏族的成员或者属民的，看来他们多数人并不富裕。

&esp;&esp;“子”和亚长的后人应该繁衍了很多代。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至于他们能否放弃血腥的杀祭宗教，这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故事了。

&esp;&esp;注释

&esp;&esp;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

&esp;&esp;下简称《花东》。殷墟有两个花园庄，一个在沮河北岸的阻北商城内，一个

&esp;&esp;在沮河南岸的宫殿区南侧（已整体搬迁），出土h3甲骨坑的在恒河南。

&esp;&esp;商代已有大学，如《合集》3510：“右学。”《合集》20101：“丁巳卜，右学。”《礼记o王制》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郑玄解释说:“右学，大学也。”《屯南》60：“于大学寻」

&esp;&esp;关于这位“子”的具体身份，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王室近亲，但又认为“子”没有祭祀盘庚王的卜辞，说明他是盘庚之前的王繁衍出的旁支。本书认为，这种推测方式可能有问题，因为盘庚一代有四位兄弟当过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盘庚之外三王的后裔不当王自然就不会祭祀盘庚，但这不影响其作为王子的尊贵地位。花园庄东地“子”的卜辞里从未提及“父”，很难确定他的父亲是谁。

&esp;&esp;《花东》206。

&esp;&esp;《花东》50o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489条。

&esp;&esp;《屯南》662o另可参见宋镇豪《甲骨文中的乐舞补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以下有关小屯建筑丁组遗存的基本信息、数据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esp;&esp;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这种器物坑有对称的两座，但另一座已经被后世破坏，只剩了一些陶片。

&esp;&esp;王恩田：《武父乙孟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esp;&esp;李竞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凡有关54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发掘报告称，这三个人头“并未放置在二层台上，而是放置在二层台内”。此描述有些难以理解，“二层台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夯筑在二层台的土内；另一种是在二层台侧面掏出壁龛、放置人头。

&esp;&esp;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esp;&esp;关中盆地在群山环抱之中，犹如一片东西狭长的柳叶，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沿途接受洋河、濡河、泾河和北洛河等支流汇入，最终注入黄河大拐弯处。

&esp;&esp;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关中盆地内一直有众多繁荣的小村落，但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华北各地开始进入普遍的动荡和战乱。关中也不例外。今西安市西郊的客省庄（二期）就出现了大量杀戮、冲突甚至人祭的迹象。

&esp;&esp;但不知何故，关中的新石器人群未能“进化”到早期国家。龙山动荡期过去之后，这里又回归仰韶时代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在关中之外，南佐、石郎和陶寺等古国兴废倏忽，夏、商文明迅速迭代升级，却都没影响到关中的宁静生活。

&esp;&esp;这是上古时代的常态：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事实是，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发展”大潮中。

&esp;&esp;王朝扩张也会引发土著的反抗。关中是商王朝的“西土”边疆，也是献祭人牲的重要来源。商朝的势力虽在这里活跃数百年，但从未占领整个盆地。西安市东郊潘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记录着商朝对关中数百年的经营史。

&esp;&esp;商朝通过设立城邑或侯国管理外地和边疆，本质上，这是一种分封建国的制度。后来的西周也同样实行封建制，但不同的是，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难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当然，对于商朝来说，湖北盘龙城是特例，也是一个教训。

&esp;&esp;老牛坡是商朝设在外地侯国的典型个案，显示了商族人祭文化和土著部族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esp;&esp;早商的入侵者

&esp;&esp;20世纪，老牛坡的村民耕作时还偶尔会挖出商代青铜器，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85—1989年，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由此，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发端、跨越整个商代的聚落逐渐露出部分真容。

&esp;&esp;老牛坡村接近关中盆地中心，背靠骊山，面对满河。在商人到来之前，本地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在黄土坡地上开垦出农田，用石刀和石镰收割谷物，在濯河中用网捕鱼，留下了很多拇指粗的石制渔网坠。他们也做些艺术工作，比如，在陶罐的口沿捏出花边，用石头磨制成巴掌大的环形“石璧”。

&esp;&esp;土著墓葬的随葬品很少，没有任何兵器，说明他们的生活中少有暴力冲突，也几乎没有权力组织和社会分化。那么，又是什么引来了商人征服者？

&esp;&esp;墓葬里埋藏着答案：发掘的七座墓中，四座随葬有绿松石。也就是说，附近的山中有铜矿，这正是商人搜寻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在能生产铜器的地方，商人才能建立稳固的据点。

&esp;&esp;可能在刚刚灭亡夏朝一二里头古城之后，新兴的商族人就乘胜进入了关中。他们沿着黄河南岸古道而上，穿越豫西的山涧和密林。这一路虽颇为艰辛，但并不缺少人烟。在仰韶时代，农业聚落已经遍布这里山间的各处台地。

&esp;&esp;关中盆地虽然开阔，但尚未进入古国时代，并没有值得掳掠的繁荣邑聚，所以这批商人并未把关中视作久留之地。直到开国百年，郑洛地区开始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关中地区这才成为商朝扩张的新大陆，一批又一批商人进入潼关，在盆地东部扩散开，建起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据点。其中，老牛坡规模最大，延续时间也最长。

&esp;&esp;老牛坡商代地层分为四期。一期还是本地土著的生活世界，到二期，开始出现冶铸青铜的遗迹，并伴随着大量早商式（二里冈文化）陶器碎片。这是商朝人入侵和定居的证据，湖北的盘龙城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关中周边的铜矿少而零散，虽难以形成盘龙城那种规模的青铜产业，但已经足够征服者自用。

&esp;&esp;老牛坡二期的生活-作坊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灰坑，考古工作者在里面发现了两块铜炼渣、两枚铜散和一枚铜锥，还有铸造铜镁和铜戈的陶质残范各一块——是铸造小件铜器用的“双面范”，两块范拼合，可以多次使用。在半块破头大小的镶范上，五枚箭镶呈扇形分布，其中四枚完整，无倒刺，两翼三角形；戈范刃部平直，锋利。这都是早商时代青铜器的特征。

&esp;&esp;没有发现任何稍大的铜器和铸铜范，比如商族人常见的铜酒器。由此可见：一，这批征服者地位不太高；二，军事需求最为迫切，必须用有限的铜资源巩固新据点。不过，他们还是仿照铜器的饕黄花纹制造了陶器，试图效仿故乡显贵们的生活。

&esp;&esp;商人常见的杀人献祭自然不会缺席。一座边长约半米的三角形

&esp;&esp;2

&esp;&esp;商代文化二期陶、铜器

&esp;&esp;1饿范88xl12hl8：94

&esp;&esp;2戈范88xl12hl8:35

&esp;&esp;3铜锥88xl12hl8:3

&esp;&esp;4铜镣88xl12hl8:28

&esp;&esp;老牛坡商代二期的陶制铸范和铜器

&esp;&esp;二期仿铜陶箧，有商代铜器常见的饕餐夔龙纹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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