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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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2页）

&esp;&esp;&ot;小臣徐犀尊”铭文拓片，《集成》5990&ot;作册般羸”铭文拓片，《集成》944

&esp;&esp;为人牲埋进了椁内。

&esp;&esp;有很多夷人部落分布在从今山东半岛到江苏、豫南、皖北的大片地区，只灭掉一个矍部族显然还不够。卜辞显示，纣王可能还发动过一次南征，但这次保留下来的甲骨很少，远征的目的地不详。流散海外的晚商青铜器“小臣踪犀尊”的铭文（《集成》5990），也记载了这次南征：“王赐小臣除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彤日。”文王随行南征的，很可能就是这一次。

&esp;&esp;有些贵族记功的铜器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信息。“作册般赢”铭文曰：“王宜人方无秋，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己尊。来册。”意思是说，一位叫“无敌”的夷人首领成了商朝俘虏，被纣王“宜”和“咸”。“宜”，甲骨文字形像案板上放着切碎的肉，即剁成肉酱；咸”，甲骨文字形像钺和一张嘴，表示剁肉吃。看来，这位“无孜”和“梅伯”的下场一样，被剁成肉酱吃掉了。

&esp;&esp;开拓东南的史族

&esp;&esp;纣王发动对东南地区的战争，可能也受气候变迁的影响。

&esp;&esp;自盘庚迁殷以来，殷都已先后经历九位商王，二百余年，一直处在繁荣中，面积也在不停地膨胀。殷墟被考古学者分为四期，每一期的商人墓葬数量都会比之前一期增加一倍左右，这意味着相比盘庚-武丁时期，纣王时期的殷都人口已增长倍。

&esp;&esp;但这二百余年间，气候变冷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商族人传统的家畜是水牛二偏爱豢养的野兽是大象，且殷都气候本来就很适合这两种动物。甲骨卜辞有载，武丁王经常在殷都郊外捕猎野象。不过到殷墟晚期，卜辞中有关鬼（野生水牛）和大象的记载就很少了，亚热带野生动物正逐渐向黄河以南迁徙，家养的水牛也越来越难以存活。故而，纣王向东南方开疆拓土可能也有把王朝统治重心向南迁移的考虑。

&esp;&esp;纣王十年和十五年的南征虽然比较成功，但并未立即迁都。可能是黄河以南的欠开发程度让他有所顾虑。倘若迁都，商人需要在草野茂林中重新开辟田园，工作量远远超出当年的盘庚王；而且，现在的殷都居民要比盘庚王时期多很多倍，也比那时更安于舒适的生活。

&esp;&esp;虽然近期内无法迁都，纣王仍有必要加强对夷人地区的控制，办法仍是派出商人部族建立新的据点和侯国。在这一轮“征服东南”的运动中，殷都东南300多公里外建立了一个商人新据点——滕州前掌大。

&esp;&esp;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很多铜礼器，上面都刻有“史”字族徽。在甲骨文中，“史”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写作弋，造型是手拿着一支笔，上面是一张嘴，象征用笔把口头指令记录下来。“史”最初应该是商王的贴身书记官，负责笔录王的命令并下发，后来，当边地发生战

&esp;&esp;事而商王又不能亲自前去指挥时，通常会指派一名大贵族到前线，拥有王的授权，可以用书面命令调集各部族武装，这叫“立史”，即为紧急军务而设立前线指挥部。在甲骨卜辞中，就有“立史于南”和“立史于北”的记载。（《合集》5504、5505）

&esp;&esp;前掌大史鼎铭文拓片，《集成》1081

&esp;&esp;这次纣王派往前掌大的是一个实力雄厚、战斗力很强的商人部族，他们的族长有“史”的职权，可以统筹东南夷人地区，也就是整个鲁南、苏北和皖北地区的各商人城邑。他们在前掌大定居下来后，就把“史”作为了自己的族徽。

&esp;&esp;史氏前掌大遗址，属于淮河流域，位于今山东省南部的滕州市。该遗址目前发现的建筑遗存很少，主要是一百多座墓葬：

&esp;&esp;一，有两座中字形双墓道大墓和一座单墓道甲字形墓，可称得上方国之君的级别，甚至关中老牛坡的崇国都没有这种排场。

&esp;&esp;二，殉人并不算多，上述三座大墓分别殉六人、五人和三人，此外，殉二人的有两座，殉一人的有四座。和崇国相比，这里的人殉可谓比较克制。

&esp;&esp;三，规模较大的墓葬大都已被盗，且破坏严重。有些中小型墓则保存较好，不仅棺椁设施齐备，而且有很多带族徽的青铜礼器。这说明他们有自己的铸造工场，技术高超，铜料来源丰富。

&esp;&esp;四，有五座车马坑以及四座单独的殉马坑。

&esp;&esp;五，马坑旁边有十座小墓，发掘报告推测，这些小墓有“殉人的性质”，但没有详细介绍。1°其中四座随葬45件青铜头盔（胄），保存很好，做工精良，一般在额头部位铸出牛头或虎头等兽面造型，有的还留有皮质的护腮痕迹。随葬最主要的兵器是铜戈、铜矛和铜镶，其中，戈71件，矛25件。

&esp;&esp;六，和很多商族墓地一样，前掌大的墓主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女性，且随葬有兵器和酒器，说明她们经常喝酒，也参与战斗：17的墓主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随葬有铜爵和铜毓，以及铜戈二件；49的墓主是一名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间的女性，随葬有铜觎、铜瞿和铜爵，以及铜戈二件和玉戈一件，其中一件铜戈长达33厘米多，是这片墓地发现的铜戈中最大的；108的墓主是一名年龄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间的女性，随葬有铜爵和铜辄，以及铜戈二件，还有多件较小的作为饰物的玉兵器。

&esp;&esp;七，18比较特殊，规模不大，也没有殉人，但除了整套的铜礼器和兵器（包括戈六件）夕卜，还随葬了一辆完整的战车（没有马）。此外，一件铜孟上还刻有铭文：“笨擒人方薛伯顽首戈，用作父乙尊彝，史。”这说明墓主名苯，史氏，平生最大的战果是用戈砍下了夷方薛部族首领“顽”（“人方薛伯顽”）的首级，并制作了这件铜金以祭祀父亲乙。11

&esp;&esp;铜盆上的铭文i?

&esp;&esp;18属于史族人的第一批墓地，从这条铭文看，该地之前是夷方薛族的领地（至今前掌大遗址旁边的河流仍叫薛河）。史族占领这里并在此定居后，他们建立的方国仍然叫“薛”，族长则称“薛侯”。

&esp;&esp;史族在这里立国不久，也许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商朝就被周朝灭亡了。但史族人的生活当时并没发生太大变化，又持续了两三代人，然后突然彻底消失，就像他们的到来一样。

&esp;&esp;徐州北郊的人狗混合祭

&esp;&esp;对商人来说，淮河流域并不算陌生，这里一直有商文化的零星小聚落。在前掌大遗址南方50公里处，便是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13

&esp;&esp;丘湾聚落分布在向阳的缓坡地带，面积很小，没有高等级墓葬，只有生活垃圾形成的地层堆积。遗址地面上有很多柱洞，直径只有10厘米左右，说明当时丘湾人住的是小型窝棚。目前只发现了一小块地面建筑遗存，夯土地基厚12米，面积仅15平方米，可能是某种公共建筑。丘湾人的主要农具和工具都是石制或骨制的，没有发现青铜礼器和铸铜遗迹，只有一些小刀、凿、镶、鱼钩等小件器物。没有迹象显示这里分化出了显贵和统治者。

&esp;&esp;仅凭这些，丘湾遗址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村落中心偏南的的小广场却发掘出一处残忍的祭祀场：广场的中央位置立着四块狭长的石头，最中间一块长约1米，下部呈楔形插入土中。石头可能代表接受祭祀的神灵，因为在它周围十余米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人和狗的尸骨。

&esp;&esp;商代后期，这里举行过两次祭祀：第一次，殉了三人和十只狗，尸体被1米厚的土掩埋了起来；第二次，殉了17人和两只狗，显然，献祭者还记得第一次殉人和殉狗的位置，尽量准确地叠压在了上面。

&esp;&esp;部分殉人和狗线图

&esp;&esp;祭祀场中间立石（较低处是第一次献祭，高处是第二次献祭）

&esp;&esp;所有尸骨呈俯身跪地姿势，双手大多被反绑在背后，也有个别是双臂摊开、垂下，可能是被处死后绳索断了所致。尸体旁边大都有一小块石头，他们可能是被石块击打头部而死，很多头骨有裂痕和破损。

&esp;&esp;死者有男有女，有青年，也有壮年。尸骨多数分布在祭台石块的东北方，其次是西南方。献祭者没有挖墓坑，应该是处死人牲后直接堆土掩埋的。在距离石块稍远处，还发现了一具整头牛的骨架，应该也是用来献祭的。

&esp;&esp;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丘湾人祭祀的对象是中央的石块，也就是土地之神，所谓社稷的“社”。这也是商人的传统。甲骨文的“土”字，写作q，是一块竖立在土地中的石头，象征栖居在石块上的土地之神；有时，上面还会加上代表血液的小点，写作业，意为用血祭祀土地之神。

&esp;&esp;丘湾人的祭祀方式有更早的渊源。早商时代的郑州商城便有用大量人和狗向“神石”献祭的祭祀场，但在殷都尚未发现这种祭祀方式。看来，丘湾人是早商时代从郑州商城分化出来的一支，有可能是九世之乱时期从郑州迁徙到丘湾地区的。

&esp;&esp;丘湾遗址的陶器形制和安阳殷墟非常接近，基本涵盖从殷墟早期到晚期的二百多年，可见，丘湾人虽然不富庶，但不算闭塞，即便在盘庚迁都黄河北之后，也还一直和殷都保持着联系。

&esp;&esp;商人跟西土的羌及周族群泾渭分明，但和东夷族群的关系，以及殷都对东夷地区的控制情况，依然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从甲骨卜辞可见，纣王很关注东夷地区，也投入了很多资源，可能是试图在商族孕育之地实现王朝的再度更新；但与此同时，颠覆商朝的创意也正在殷商内部萌生。

&esp;&esp;注释

&esp;&esp;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

&esp;&esp;第15辑。

&esp;&esp;2殷墟发掘的铜羸蒸人头不只这两处，有些因为没有发表报告而不为外界所知：

&esp;&esp;“在青铜巅中发现人头骨的现象，目前可能发现了三到四例。”参见何毓灵《殷墟：揭开商代贵族墓的秘密》，《新京报o书评周刊》2021年12月31日。

&esp;&esp;3考古学者唐际根“一席”专栏演讲：《洛阳铲下的商王朝》。

&esp;&esp;4《合集》36482；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0—327页。

&esp;&esp;5沈之瑜：《介绍一片伐人方的卜辞》，《考古》1974年第4期。

&esp;&esp;6同上。

&esp;&esp;7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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