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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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2页）

&esp;&esp;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

&esp;&esp;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esp;&esp;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esp;&esp;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esp;&esp;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esp;&esp;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esp;&esp;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esp;&esp;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esp;&esp;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esp;&esp;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esp;&esp;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esp;&esp;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039;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esp;&esp;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一‘天&ot;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esp;&esp;当然，周公时代还不可能有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认知，神界即使被放置得比较远，也不会和王朝政治完全绝缘。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而这是连商代甲骨文也没有的词，但无论怎样，“天”还是过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天子”增加更具体的神性定义与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号，其直观用意也是强调自己和六国之王的不同，虽有强调王者尊贵的这一层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尘，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esp;&esp;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2

&esp;&esp;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3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esp;&esp;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

&esp;&esp;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esp;&esp;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esp;&esp;周公构建世俗道德体系

&esp;&esp;对于宗教之于商周两朝的作用，以及之于人的影响，孔子曾有过一番颇不寻常的总结：

&esp;&esp;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esp;&esp;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

&esp;&esp;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4大意是说，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

&esp;&esp;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esp;&esp;孔子描绘的殷周之区别，在古代文献里可谓独家，不仅如此，现代考古学展示的商代文化和孔子的总结也非常一致。

&esp;&esp;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esp;&esp;在《诗经o小雅》中有一首《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译为白话就是，世间的伟大秩序啊，是古代圣人规划的；别人心里怎么考虑的，我设身处地想一下也就知道了。

&esp;&esp;再到春秋晚期，孔子则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论语o颜渊》）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o卫灵公》）人类的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都可以从这八个字推导出来。所以，孔子从不教育学生们不许杀人，不许偷抢……因为这都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里了。

&esp;&esp;把他人等同于自己来对待，其实是人类固有的（但不是唯一的）一种思维和基本道德律，在宗教文化中，它可能会被教义遮蔽，却一直存在。

&esp;&esp;如何掩盖《易经》的本意

&esp;&esp;从周公到孔子，包含了西周和春秋，时间跨度五百年。我们很难断言，这五百年是否足以让华夏彻底忘却殷商时代的真相。

&esp;&esp;从今天往前倒推五百年，是16世纪初叶，明代中国的嘉靖年间；1521年，西班牙殖民军攻占阿兹特克帝国，中美洲曾经繁荣的人祭文明开始萧条，并迅速被欧洲的天主教取代。天主教会曾经系统性地摧毁中美洲人关于人祭宗教的抄本、神庙与记忆，但当时的殖民亲历者还是记录下了阿兹特克人祭的诸多细节，一直流传至今。

&esp;&esp;当然，周朝和最近五百年的世界有很多不可比之处。在没有经典文本叙事的前提下，零碎的、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很容易走样失真，以至消亡。上古能进行书写记录和传承的人很少，基本集中在“朝廷”生态圈内。周文王时代的一些真实片段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有文本记录，哪怕是在小范围人群中的，甚或长期无人问津的，也会有被再次发现的机会。

&esp;&esp;如前文所述，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这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因为《易经》是周人对翦商事业（起步）的记录，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父亲获得的天机，销毁它也就是对父亲和诸神的不敬。

&esp;&esp;周公的办法是对《易经》进行再解释，具体方法则是在文王创作的卦爻辞后面加上一段象传进行说明。象传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会责任的励志说教，和文王卦爻辞的本意完全不同。5比如，乾卦的象传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传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远比文王卦爻辞清晰易懂，而且富于积极和励志的色调。

&esp;&esp;春秋时，有位晋国贵族韩宣子访问鲁国，参观太史官收藏的典籍，发现其中就有《易象》（应当是《易经》和《象传》的合称）。韩宣子因此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是周公写作《象传》的间接证据。6但另一方面，这一记载也说明，尽管《易象》保存在鲁国朝廷，但并不太普及，哪怕是晋国执政的高级贵族也只是首次见到。

&esp;&esp;到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有使用《易经》占算的史料记录，而且还有了其他的卦爻辞版本。比如，有的爻辞里就出现了“千乘”一词，7意思是一千辆战车，但在文王的时代，即便商王朝也是很难集中起一千辆战车的，这只能是春秋时期创造的词。

&esp;&esp;文王《易经》的内容本就很晦涩，所以春秋时期的贵族用它占算时，大都已经不知道或者说不再关注它的本意。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易经》中的“贞”字，它的本意是甲骨卜辞中的“占”，但春秋时人却已经将其误解为“贞正”“贞操”之意了：“随，元亨，利贞……弃位而姣，不可谓贞。”（《左传o襄公九年》）

&esp;&esp;那么，春秋时期的贵族会忘记《易经》中的文王事迹吗？这是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毕竟，这些贵族多是文王和周公的后裔。后世可以拿来比较的是，明初洪洞大槐树和南京珠矶巷移民的后人也可能已经不记得先祖当年的具体生活经历，保留至今的多是族谱文本中有记载的内容。

&esp;&esp;如前所述，春秋时期有少许恢复人祭行为的个案，这说明五百年前的风俗记忆仍可以潜流传承。是不是《易经》也造成了某种暗黑记忆的保存？这背后藏着太多我们无法破解的谜团。

&esp;&esp;孔子破解周公

&esp;&esp;鲁国执政者季平子用莒人俘虏献祭的那一年，孔子二十岁，正在

&esp;&esp;季平子的采邑里从事基层小吏工作，所以，这次人祭在曲阜造成的恐怖传闻，肯定会对孔子有所影响。

&esp;&esp;孔子虽是鲁国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后裔。而当孔子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会让他对商周之际的历史产生很大兴趣。

&esp;&esp;在《论语》和《礼记》里，孔子经常比较殷、周乃至夏三代的文化制度异同，类似什么“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礼记o明堂位》）当然，这些比较的结果自然是，商周制度大同小异。

&esp;&esp;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o为政》）

&esp;&esp;孔子还说：“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o八侑》）这都和周公奠定的官方历史论调完全相同。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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