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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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1页）

&esp;&esp;但是，前述孔子关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的描述，却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

&esp;&esp;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已经消失。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有时固然争强好胜，但主要还是为面子，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贵族精神”，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胜而无耻，

&esp;&esp;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泓之战”。宋襄公风格甚高，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结果惨败，受伤而死，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阐述道义是战争的首要原则：“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左传o僖公二十二年》）可见，宋襄公绝对不是“无耻”，而是耻感过分发达。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国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

&esp;&esp;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之后，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考虑到孔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化知识后，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实历史的。

&esp;&esp;其实，这在《论语》里有些迹象。

&esp;&esp;在周公版的历史中，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灭亡只是因为纣王-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王“翻案”：

&esp;&esp;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o子张》）

&esp;&esp;大意是说，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这就像是一个地方被当成了垃圾场，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样堆积出来的。

&esp;&esp;在《论语》中，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几段话放在一起的。子贡是孔子晚年最信赖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复姓端木，殷商旧地卫国人，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这么说来，他和孔子可能有遥远的同族亲缘。据此，这师徒二人显然交流过一些官方版之外的商代秘史。子贡这段话被载入《论语》，说明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认可其权威性。

&esp;&esp;而孔子很可能就是从《易经》开始探索真实的商代的。从可靠的文献史料看，孔子平生从不关注“算命”问题，也从未给自己或别人占算过命运，不管是用甲骨还是易卦。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书、礼、乐，但他几乎从未对《易经》发表过评论。

&esp;&esp;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却突然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他说：

&esp;&esp;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esp;&esp;《论语o述而》里的这则记载很可靠，但具体含义有争议。有人将其解读为：“我如果能多活几年，比如五年或十年，用来学习《易经》，就不会有大错误了！”或者：“如果这几年我能重新再来一次，我会从五十岁开始学习《易经》，也就不会有大错误了！”

&esp;&esp;不管是哪种解释，这都是孔子晚年才会有的感慨。《史记》与此相关的记载是，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易经》，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损严重，经常断裂，所谓“韦编三绝”。

&esp;&esp;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o孔子世家》）

&esp;&esp;《礼记o礼运》还记载，孔子曾对弟子言偃（子游）说：

&esp;&esp;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esp;&esp;为之做“正义”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这部《坤乾》是殷商（宋）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面，和《易经》相反，所以称为《坤乾》。

&esp;&esp;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的《易经》。如前所述，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039;，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也就是说，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完全有条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经》。

&esp;&esp;作为周公后人，鲁国人对《易经》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完全沿用周公《象辞》的曲解，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但当在宋国得到《坤乾》时，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易经》中的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毕竟，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暗黑记忆。

&esp;&esp;司马迁认为，《易传》里的《系辞》是孔子所作。其实，这应当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系辞》对《易经》（文王卦爻辞）的来历有个推测，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内容主要是周文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所谓：

&esp;&esp;《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esp;&esp;此外，《系辞》还认为《易经》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

&esp;&esp;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esp;&esp;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而和周公的《象辞》很不一致，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但是，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而是频繁地翻检《易经》，以至“韦编三绝”。或许，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

&esp;&esp;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而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犹如管中窥豹；而孔子通过收集当时的口述史与文献（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样可以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因此，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当存在一些交集，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esp;&esp;可以合理推测，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商史。

&esp;&esp;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esp;&esp;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只有到临终前，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esp;&esp;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o述而》）

&esp;&esp;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换句话说，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他有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只能在梦中倾诉。

&esp;&esp;附录：孔子晚年编辑“六经”

&esp;&esp;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esp;&esp;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六经”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esp;&esp;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所以使用了“六经”中的很多史料素材，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作伪之处。

&esp;&esp;“六经”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在“六经”成书之前，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真伪混杂，质量良莠不齐。为此，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而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

&esp;&esp;《诗经》记载了周族从姜嫄、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包括周族早期历史、文王确立翦商大计、武王的灭商战争、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

&esp;&esp;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尚书》的编辑和选裁上。

&esp;&esp;书是文献之意，《尚书》就是古代的文献。按时间顺序，《尚书》分为《虞书》（尧舜禹时期）、《夏书》、《商书》和《周书》。在收入“六经”之前，《尚书》中各篇都是单行本，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虚构了尧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不具备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比如盘庚迁都的讲话稿，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所以保留了下来。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尚书》的《虞书》《夏书》和《商书》部分。

&esp;&esp;而《周书》部分，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作伪的成分较少，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书》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的比重最大。

&esp;&esp;以上是孔子认为符合周公精神、被收入《尚书》的文稿。此外，在西周朝，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他们显然部分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所以和周公版文献很不一样。比如，有些文稿记载，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惧之中，经常夜不成寐，需要周公的宽慰，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下来。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而且比卜辞更细致，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

&esp;&esp;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尚书》，但经过孔门的汇集、抄写和校勘，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被命名为《逸周书》，意思是“未能收入《尚书o周书》的文献”。开始的时候，《逸周书》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遗忘，以“六经”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不太受学者重视。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esp;&esp;至于《易经》，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其他版本（如本书所述，文王的《易经》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周公的《象辞》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原则，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一起，被称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8文王的《易经》和之后的《易传》，则被后人合称为《周易》。因此，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必须研究文王《易经》本身，而非《易传》，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子刻意制造的误导。

&esp;&esp;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可以说完全是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esp;&esp;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esp;&esp;当然，孔子编辑“六经”的作用不止于此，其中还保存了从西周创立直到孔子时代的文化成果，这就是周人贵族社会的诗歌（《诗经》）、礼俗（《仪礼》）和历史（《春秋》）。

&esp;&esp;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孔子时代尚还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但到战国初年，伴随着各国的变法运动，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建立了起来，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就这样，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

&esp;&esp;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esp;&esp;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esp;&esp;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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