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李硕)_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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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2页）

&esp;&esp;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

&esp;&esp;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esp;&esp;注释

&esp;&esp;1杜勇:《尚书o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另，在《尚书o盘庚》中，盘庚的发言中也有“天命”，但陈梦家认为，“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之说法……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207页。本书认为，《盘庚》中的“天命”可能有西周之后的改动，但该文主体仍是盘庚时代的作品。

&esp;&esp;2周公这方面的理论主张在《尚书o无逸》篇中体现较多。

&esp;&esp;3按后世孔孟儒家的学说，能够完成这种角色的王者，就是“圣人”。在周公时代的文献中，“圣”字出现得还不多，在《尚书o多方》篇中，成王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但其含义较模糊。

&esp;&esp;4《礼记o表记》。这里区分了鬼和神，鬼指死者（先祖）的魂灵，神指上帝等至高神或自然神。

&esp;&esp;5“象传”分大、小两种，解释卦辞的是“大象传”，解释爻辞的是“小象传”。此外，还有一种解释卦辞的“彖传”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

&esp;&esp;6《左传o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关于《易传o象传》的作者，史书有不同说法，《史记》认为是孔子所作。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esp;&esp;7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039;乃大吉也！”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易经》。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esp;&esp;8《史记o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为《易经》撰写了很多种注解，所谓《十翼》或《易传》。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因为《十翼》并不都是孔子所写，如《象传》和《彖传》可能是周公作品。其他篇章里常出现“子曰”，孔子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周易》经传的详细知识，可参考廖明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esp;&esp;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esp;&esp;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esp;&esp;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我去看梅尔o吉布森的《启示》（2006），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esp;&esp;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esp;&esp;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

&esp;&esp;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esp;&esp;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esp;&esp;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esp;&esp;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人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

&esp;&esp;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esp;&esp;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苦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esp;&esp;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

&esp;&esp;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esp;&esp;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持到最后。

&esp;&esp;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esp;&esp;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esp;&esp;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esp;&esp;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esp;&esp;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大。

&esp;&esp;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esp;&esp;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esp;&esp;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esp;&esp;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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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出品人范新品牌总监恰恰版权总监吴攀君印制总监刘玲玲

&esp;&esp;营销总监张延装帧设计陈威伸内文制作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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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不过去的作品。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心态、风俗，以及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esp;&esp;——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esp;&esp;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因此，我愿意以&ot;商周变革&ot;来归纳李硕的洞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esp;&esp;--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esp;&esp;国之大事，在祀1与戎。作者以流畅的文字和专业的视野，从人祭开始，讲述了商朝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

&esp;&esp;——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esp;&esp;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性，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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